在《西游记》和《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中，旷日持久而又路途遥远险阻重重的玄奘取经之旅，都没有大唐的财政经费保障。

真实的玄奘取经是个人行为。他的取经之旅起初并没有引起多少反响，经天水、兰州到达武威，并在武威停留了一个多月讲经说法，关于他要赴印度取经的传闻才引起了官府的注意。官府为此专门下达命令，要求从凉州（今武威）到伊吾（今哈密）一路上的关口严密盘查，不准玄奘出境。在《西游记》里，玄奘每每自我介绍“贫僧是大唐驾下钦差往西天拜佛求经的和尚”，是在着意强调他取经的合法性。事实上玄奘是“冒越宪章”私自出国的，不仅没有得到官府允准，还是被严禁的。

既然这样，玄奘取经就不可能从官府拿到经费。

好在僧人有化缘作为保障，准备费用的必要性也不大。

玄奘取经这一个来回，得到不少民间和外国官方赞助，加上他吉人天相，艰险的取经之旅居然大获成功。

贞观十九年（645年）玄奘回到长安，受到包括唐太宗李世民在内的盛大欢迎，玄奘的个人行为至此得到国家高度认可。不过唐太宗见到玄奘时，还是有意无意地问了一句：“师去何不相报？”当然，他也没有往下深究。玄奘私自出境西行，按《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所述，是贞观三年（629年）。16年过去，很多当时看来很严重的事情，现在已经什么都不是了。

玄奘取经的动力来自他的崇高理想。他到西方取经，起源是中土佛教徒对佛经解释理解不同或不通，莫知适从，“乃誓游西方以问所惑，并取《十七地论》以释众疑”。同时，“昔法显、智严亦一时之士，皆能求法导利群生，岂使高迹无追，清风绝后？大丈夫会当继之。”在玄奘取经的动机里，本身没有对个人名利的追求。

真实的玄奘取经途中，先后有不少人追随左右。这些追随者中，一部分人是出于对玄奘的敬仰，一部分是职务行为，比如高昌王麴文泰派出运送物资和护送玄奘的人。至于《西游记》里的孙悟空、猪八戒、沙和尚，他们追随玄奘的动力，除去金箍，就只有大饼。

孙悟空三人和白龙马在完成取经前，本质上没有自由，还要承受非人折磨——长期禁锢、飞剑穿胁等，白龙马则是等待问斩。天宫对待犯人，从孙悟空等四人（含白龙马）情形看，处罚畸重。孙悟空当然是该，他的罪是颠覆国家政权罪，不要说关他无期，就是授权人神鬼三界人人得而诛之，不用经过司法程序也是应该的。他没死仅仅是因为怎么整都整不死，实在没办法罢了。

保护玄奘取经，路途上千难万险，成功几率微小，万一取经失败，所有投入都会打水漂。事实上失败的可能性超过百分之九十——沙和尚的脖子上挂着的骷髅头串，就是他吃了的九个取经人的。他一个妖精就吃过九个，别的妖精吃了多少？有门道的妖精可都盯着取经人呢——那唐僧现在走到哪了？

但是观音菩萨给他们画的饼也够大——免除刑罚，重获最珍贵的自由。

认真想一想，这确实已经是最高奖赏。

所以，虽然投资风险极高，徒弟们和龙太子还是决定跟着玄奘干这一票。

在敦煌悬泉置遗址发掘出的汉代简牍里，常常有“刑徒”和“施刑士”的身影出现，他们是戴罪戍边和从事劳役的服刑人员。从性质上看，孙悟空、猪八戒、沙和尚正是这种身份。有了这个身份，个人言行比普通人更多一重约束，也便于管理。节约经费——就是这么个条件，你干也得干、不干也得干。对于猪八戒和沙和尚来说，有这一重约束已经足够；对于孙悟空这种富有造反精神的家伙来说，这一重约束之外，还须加上一个金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