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2年的夏天，“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在北京召开，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第一个国际会议。会议筹备组把会议主要礼品的设计工作交给了林徽因。

有一位林徽因的传记作者说，林徽因对自己所珍爱的一切，具有一种献身的热情，是热爱和事业成就了她的万古“人间四月天”。接到设计任务的林徽因，带着诗意和情调开始创作，敦煌的构图与色彩，时常在她的绝佳审美气质中自然流泻。

不负众望，一个个代表中国人民献给和平代表们的礼物，一批精致典雅的中国敦煌特色礼品，如期送到了参会的亚太各国代表手中。一千多年前，受中亚细亚文化影响的莫高窟壁画“忍冬叶”草纹、大莲花花纹，还有来自更遥远的希腊莲瓣花纹等艺术图案，这些巧妙的应用，成了亚洲国家代表手中宝贵的赠礼。代表们戴在头上的丝质彩印头巾、披在肩上的刺绣坎肩、捧在手中的景泰蓝盘子，底色、图案均来自敦煌莫高窟壁画、藻井天花、边饰纹样，件件洋溢着敦煌艺术风格。林徽因如此释解：“在色彩方面，我们要对比活泼而设色调和，要取得华贵而安静的总效果，向敦煌传统看齐的。”

广义地说，敦煌石窟艺术本身就是一种装饰艺术，色调明净而华美，图案生动而丰富。在林徽因的推动指导下，绚丽多彩的敦煌文化艺术，尤其其中人类文化缤纷的因子，在新中国成立之初，和谐地融为一个整体的奇观，并被赋予全新的时代意义，令其焕发出新的光彩，彰显着蓬勃清朗的时代精神。

林徽因作为中国代表，出席了这次会议。在保存下来的一张会议照片上，我们看到，林徽因正与与会外国代表交换礼物。她仿佛在讲：这个头巾上的彩色图案是由敦煌千佛洞内北魏时代天花上取来应用的，上面的花纹是一千多年前亚洲一些民族在文化艺术上和平交流的记录，中间的大莲花是印度在艺术图案上宝贵的赠礼……

拿到礼物的代表们欣喜难抑：他们仿佛从礼物上的“敦煌”元素中看到了自己。据此，有专家评言，这份礼物，是新中国传递给全世界的和平共处之胜意，昭示着海纳百川的中华传统精神。

这次会议上，敦煌莫高窟壁画的临摹画册也被作为纪念品，由代表们带回国。

前面提到林徽因的总结中，有这样一段话非常精彩：“不论我们是用笔墨写出的，颜色画出的，刀子刻出的，针线绣出的，或是用各种工艺材料制造的，它们都说明一个愿望：我们需要和平。代表们，把我们五亿人民保卫和平的意志传达给亚洲及太平洋各岸的你们祖国里的人民吧。”

这批被郭沫若先生夸赞的“我们新中国的富有民族特色的一份国礼”，也成为送给当时正在中国访问的苏联文化代表团客人的礼物。芭蕾舞台上的“天鹅公主”乌兰诺娃，得到了印着敦煌飞天图案的景泰蓝盘子，高兴地说：“这是代表新中国的礼物，真是太美了！”

尽管一百多年来庞大的敦煌学者队伍中，少有人提及林徽因。其实，林徽因很早就开始敦煌文化艺术的研究了。

至今，清华大学保存有林徽因的一件未完稿《敦煌边饰初步研究稿》。书稿对敦煌“边饰艺术”研究提出了诸多重要观点，缕罗细节别致，评述鲜活严谨，从佛教艺术源头开始追溯，旁征博引地将敦煌图案和外国装饰的来龙去脉作了一番翔实的比较。专家指出，这是林徽因敦煌学研究成果的一个集中体现，足以说明林徽因已开始把敦煌作为她学术研究中的一个独立课题，单列探究。

一件未完稿的书作，也许正是林徽因的有意留白。这是一个启示、是一个招引，让后人们继续去补白，去探究。

从林徽因开始，在中国建筑设计、工艺美术设计中，敦煌艺术、敦煌图案从无到有，从局部到整体，越来越占据重要地位，甚至成为当代中国设计的一个重要艺术形式。

毋庸置疑，林徽因是以敦煌图案为元素进行浓墨重彩涂抹设计的第一人。

笔者写此文之际，去上海图书馆淮海路馆和东馆泡了两个大半天，专门翻阅了关于林徽因的书刊。在林徽因所有的建筑方面的专著及论述里，时不时以“敦煌”作比，拿“敦煌”说事，或举例，或佐证，或立论，或结言，常常有一大段一大段精准的解析和流畅的述写，如数家珍，如临其境，理解之深，探析之微，敬佩之，叹服之。我作为敦煌人，翻着读着，不是一般的自豪呢！

让我们来欣赏一首林徽因写于1932年的诗《莲灯》吧，开头是这样几句：

“如果我的心是一朵莲花，正中擎出一支点亮的蜡，荧荧虽则单是那一剪光，我也要它骄傲的捧出辉煌。”

是的，这盏“莲灯”，玲珑透亮，绽放了51个“人间四月天”，闪耀出可敬的辉煌。

2024年，逝世69年后的林徽因，被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维兹曼设计学院追授建筑学学士学位。在整整一个世纪前，在此学习的一位中国女性的名字，被镌刻在了国际建筑学的殿堂。

面对浩瀚而艰深的“敦煌学”，大学者冯骥才曾这样感叹：国内外几代敦煌学者，都是在学术苦海中倾尽一生，最终不过磨出小珠一二而已。而林徽因磨出的那几颗“小珠”，是那样的锦丽，那样的璀璨。

敦煌，会永久记住这位中国非凡女性的名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