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4月，在首都北京，举办了一场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大规模的敦煌文物展，由敦煌文物研究所和中国历史博物馆联合主办。敦煌重要经卷、文献、文物共计1220件，特别是莫高窟各时期之代表作壁画摹本、原大彩塑摹本及六朝写经、唐代绢画等珍贵文物，震撼人心，轰动京城。
在展会预展的一天，清华大学教授林徽因前来观看展出。在精美的敦煌壁画摹本前，林徽因神情激动地对时任敦煌文物研究所所长常书鸿说：“感谢你，给我们带回了一个敦煌。”
出生于20世纪初的林徽因在中国现代史上，是一位超凡人物。及至今日，人们对她的赞誉经久不息。说她是眼光灵动的诗人，是顾盼生姿的画家，是秀逸伶俐的艺术家，是风华绝代的建筑学大师……可谓融万千光华于一身。
在建筑学领域，她成果丰硕，建树历久弥新，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女性建筑学家，也是第一位得到国际认可的中国女性建筑学家。在文学领域，她是个天才“写家”，写的小说、散文、诗歌及文章通灵智达，被誉为“中国现代文化史上的杰出女性”。在美学艺术领域，她有其深刻而又独到的理论体系，业界公认她是一位具有杰出审美能力的艺术家。
不过，所有的夸赞，都不及她的“闺蜜”费慰梅说的一句话最为妥切：“她能够以其精致的洞察力为任何一门艺术留下自己的印痕。”
对敦煌文化艺术，这位“中国一代才女”就留下了一道道精致绝美的“印痕”。
20世纪30年代初期，中国营造学社成立后，早年曾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学习建筑学的林徽因，就与丈夫梁思成加盟其中，致力于中国古代建筑文化遗产的研究与守护工作。特别是从1932年到1937年的5年间，林徽因夫妇实地考察了北平、山西、河北、山东、江苏等15个省市190多个县，测量了2738处古建筑，绘制完成了1898幅测绘图。这是中国建筑学史上一个划时代的学术成果，完成了中国古代建筑史料第一次最专业、最完整的集合，成功使中国古代建筑艺术走向世界，得到国际认可。
在此期间，他们有一次五台山之行。这次考察与获得的研究成果，成为中国建筑学术史上的奠基之步，更树起了一座丰碑。
这，源于敦煌。
开展中国古代建筑调查和研究，往往需要大量学术资料来作参考。林徽因夫妇在调研考察前期，都要先在这方面“打底”。法国汉学家伯希和的《敦煌石窟图录》，一直是林徽因夫妇潜心查阅研究的重要图像素材来源，尤其对于唐代及以前木构建筑在形象方面的认识，里面的敦煌壁画成为他们着重参考研究的唯一资料。林徽因在一次授课时讲：“唐代建筑结构和装饰的形象，我们只有在敦煌石窟寺壁上，许多以写实的殿宇楼阁为背景的佛教画里，可以得到较真实的印象。”
伯希和《敦煌石窟图录》，为最早图文并茂地系统记录莫高窟艺术的珍贵文献之一。20世纪30年代，常书鸿先生就是在法国巴黎塞纳河畔的旧书摊上看到这本图录，深受震撼，毅然回国投身敦煌研究与保护事业。正在关注研究唐代建筑的林徽因夫妇，在一次查阅《敦煌石窟图录》时也有了一个发现：第六十一窟描绘佛教圣地五台山的60多平方米全景壁画，其上占据了显要位置的“大佛光寺”，标注建于唐代。
唐代是中原的汉文化进入莫高窟的高潮时期，从儒家的入世观念到艺术审美方式，全方位地统治并改造了莫高窟的佛陀世界。为此，中原大地恢宏盛大的场景，往往成为画工们动情描绘理想天国的现实素材，莫高窟壁画上的五台山全景图，正是一个佐证。这对于林徽因夫妇来讲，是一个激动人心的“发现”。在此之前，他们多年四处探迹，祈求中国某处遗存有唐代建筑。当时的日本学者曾断言，中国已不存在唐代以前的木构建筑，只有在日本奈良才能看到真正的唐代建筑——日本人其实在说，日本文化是从中国传来的，但唯有他们保存了下来。
按照敦煌壁画的神奇指引，他们立即动身，按图索骥，去五台山寻梦。
在林徽因的一篇笔记中，她这样说：“我们在探访古建的习惯中，多对‘名胜’怀疑，因为最是‘名胜’容易遭‘重修’的大毁坏，原有建筑故最难保存。”
1937年7月，在抗日战争爆发前一个星期，林徽因夫妇来到了山西五台山。
中央电视台《人物》栏目编导寒冰于2024年执导的纪录片《百年巨匠——林徽因》中，还原了当时的场景：黄昏时分，夕阳余晖中，前方一处殿影闪射着迷人的光亮——敦煌壁画上的大佛光寺……
是的，林徽因他们如愿以偿找到了“大佛光寺”。
但，会是敦煌壁画上描绘的那座唐代建筑吗？兴奋之余的林徽因更多的是焦灼。她把自己“钉”在了佛光寺大殿，在昏暗和尘土中开始核对。她一遍遍更换不同角度查勘测量，俯身探究辨认，不放过一丝研究考证细节。甚至爬上殿梁核证求据，里里外外寻找蛛丝马迹，仔细解析大梁上发现的题记墨迹，一一解锁斗拱飞檐间蕴藏的建筑密码。
确认了，摆在林徽因面前的这座古老的佛光寺大殿，就是敦煌壁画中的唐代“大佛光寺”，建筑年代是唐宣宗大中十一年，也就是公元857年。这座敦煌壁画中的唐代建筑物，其木结构和细节处理的工法，与敦煌壁画中所描绘的图像细节样样吻合。
从公元857年到1937年，这座古老的大殿在这里矗立了1080年。这是现存世界木结构建筑史上一座有超高价值的典型实例。林徽因惊喜若狂、激动不已。身边人员不失时机地拍摄下了林徽因于佛光寺大殿中工作时的绝妙身影，让我们后世之人得以与她共享这份荣光。这一天，是1937年7月5日。林徽因在笔记中说：“这是我从事古建筑调查以来最快乐的一天。”
这也是林徽因夫妇人生道路上最辉煌的一天。五台山佛光寺，这一唐代建筑实例，是他们在长期的中国古建筑调查研究和搜寻考察中，所知道的除敦煌以外，在中国本土唯有的唐代木结构建筑真迹和遗迹佐证。这更是一次划时代的辉煌发现，彻底推翻了日本学界的武断言论，尤其是在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更显现出其特殊意义。
在这里，林徽因还发现了唐代壁画、书法、雕塑、题记，特别是富有唐风，衣纹和姿态都很流畅圆婉的菩萨、天王、飞天等，对研究唐代建筑艺术风格和手法具有无以估量的历史价值和研究价值。为此，人们把五台山大佛光寺誉为“中国的第二个敦煌”。
喜悦要与最亲的人分享。林徽因当即从五台山给女儿梁再冰寄去了一封信：敦煌壁画中的唐代建筑大佛光寺，真的有，真的存在。
半个月后，回到北平的林徽因，仍沉浸在兴奋与激动之中，还当面向朱自清详尽描述五台山佛光寺的一切。此后，林徽因的专业著述和讲座中，时时处处以敦煌作比，以敦煌佐证。她多次讲道：当时我们研究佛光寺，敦煌壁画是我们比较对照的主要资料；现在反过来以敦煌为主题，佛光寺正殿又是我们不可缺少的对照资料。
梁思成也在据此撰写的两篇重要论文中写道：“除去史籍的记载外，幸而有敦煌壁画还在人间，是我们重要的数据”“敦煌壁画中有从北魏至元数以千计的，或大或小的、各型各类各式各样的建筑图，无异为中国建筑史填补了空白的一章”“敦煌是次于实物的最好的、最忠实的、最可贵的资料”。
林徽因夫妇五台山之行取得的学术成果，在国际显学敦煌学的学术体系中，意义更为重大——敦煌壁画中对五台山“大佛光寺”的描绘，是敦煌文物资料可靠程度的一次权威实证，是敦煌学在世界学术研究中重要地位的又一次雄浑昭示。
受敦煌壁画的冥冥召唤和指引，林徽因夫妇登临中国建筑学“光明顶”。一年后，由林徽因与梁思成合作的《中国建筑史》成书问世，是为中国建筑学科的开山之作，奠定了中国建筑史研究框架，中国人手里终于有了一本中国人自己写的中国建筑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