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研究我国反腐倡廉历史，了解我国古代廉政文化，考察我国历史上反腐倡廉的成败得失，可以给人以深刻启迪，有利于我们运用历史智慧推进反腐倡廉建设。”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论述，为我们汲取历史智慧、推进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指明了方向。
酒泉，这座河西走廊西端的丝路重镇，因其独特的战略地位，两千多年来始终承担着固防御边、沟通东西的重要使命，孕育了具有酒泉历史文化特色的廉洁文化。本文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论述为指引，从2026年盛夏的敦煌规局出发，以历史纵深与时代视野，探寻酒泉廉洁文化的精神脉络与现实回响。
2026年盛夏，敦煌党河畔，一处名为“敦煌规局”的文化空间里，参观者络绎不绝。讲解员正带领大家驻足于“壁上观廉”展区前，讲解伏羲执矩、女娲持规壁画复原图中蕴含的廉洁文化：“‘规’与‘矩’在中华文明中自古便是法度与准则的象征，伏羲持矩、女娲执规，正是中国廉洁文化最古老的图式表达。”
“规局”谐音“规矩”，既是空间的名称，也一语道破了此地的精神内核。作为全国首个廉洁文化生活美学空间，敦煌规局以廉洁文化为主轴，将千年壁画中的廉洁基因与简牍中的治理智慧，融入专题展览、陶艺布艺工坊、书房文创、清风茶室等多元业态。自2025年11月开放以来，已接待全国各地党政团体70多批、2000多人次，市民游客逾1.2万人次。
从伏羲执矩、女娲持规的壁画到详细记录接待使者饮食标准的汉简，敦煌规局以“壁上观廉”“匠心守廉”“茶境悟廉”三大主题展区，将两千多年的边塞吏治文化浓缩于一方美学空间。在这里，廉洁不再是抽象的概念，而是壁画上的一抹丹青、简牍上的一笔隶书、茶杯中的一缕清香。
河西走廊西端的酒泉，南依祁连，北据大漠，东连陇右，西通西域。自汉武帝元狩二年（公元前121年）置武威、酒泉二郡，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再置张掖、敦煌二郡，史称“列四郡，据两关”。两千多年间，这片土地始终是国家战略通道的锁钥、东西文明交汇的津梁。
特殊的地理位置赋予了酒泉特殊的历史使命，也催生了一种以务实守规、扎根奉献为特质的廉洁文化。这里的廉洁，从来不是书斋中的道德空谈，而是维系生命线畅通、保障大战略实施、支撑大事业发展的现实需要。
山河形胜与治理逻辑
河西走廊南倚祁连山脉，北临巴丹吉林与腾格里沙漠，是一条宽数公里至百余公里、东西约一千公里的狭长通道。自汉代设置河西四郡，中央政府在此驻军屯田、设驿通关。
西汉末年，河西四郡数以万计的戍卒与屯田者在此戍守耕作，开垦农田120万亩，史称“人民炽盛，牛马布野”“谷稼殷积，军粮饶足”。然而，数万边军与往来不绝的西域使团，粮食消耗十分惊人。西汉朝廷虽大力推行屯田，但一遇大规模战事或粮储不足，仍需从中原腹地千里转运。西汉主父偃曾有“率三十钟而致一石”的说法，足见远途陆运的巨大消耗。远征大军与庞大驿传系统对粮草物资的需求，客观上要求必须精打细算、严格稽核，否则整个边塞体系便无法运转。
敦煌玉门关烽燧遗址出土的汉简，详细记录了驿站公务接待的标准与规格。物资去向逐笔写明，马具数目逐一核验，人员考勤、邮驿传递、出入登记皆有据可查。穿越两千余年，这些木简上的墨迹依然清晰，那是“凡事必录、责任到人”的精细化刚性约束，在每一个环节构筑起防止贪腐的屏障。
悬泉置遗址出土文献则进一步揭示了这一制度在时间维度上的持续性。悬泉置汉简的记载从汉武帝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延续至东汉安帝永初元年（107年），跨度长达200余年。大量“禀食出入簿”“传马食簿”反复验证着同样的核验逻辑。其间出土的《元康四年正月尽十二月鸡出入簿》将一年中为过往官员提供的每一只鸡的来源、去向、经手人记录得清清楚楚。账目之细致、核验之严格，至今读来仍令人肃然。
再严密的记录，若缺乏结构层面的制度保障，也难以长久维系。河仓城的遗址给出了答案。这座位于敦煌西北、坐落在疏勒河南岸的军需仓库，西距玉门关仅10余公里，是汉至魏晋时期西部防线储备粮秣的枢纽。玉门关、阳关及沿线烽燧守军的军需物资，都通过这里统一调配。其关键制度设计在于仓储与防区相对分离——管粮者不涉防务，守关者不经粮仓，彼此制衡，相互监督。粮草集中仓储、统一调配，从源头上避免了利益捆绑可能滋生的贪渎弊端，最大限度压缩了上下其手的空间。
从一笔一画的核验，到代代相承的执行，再到一城一仓的布局，这些刻在木简上的出入记录和矗立在戈壁上的仓储遗址，以最朴素的方式诉说了一个深刻的道理：没有严密的制度约束，便没有可靠的战略保障；没有对规矩的敬畏，便没有边塞的安宁。
今天，回望两千多年前河西边塞那些“凡事必录、责任到人”的木简，我们依然能感受到制度之力穿越时空的回响。
江山社稷与良吏操守
制度的运转，终究要靠人来执行。历代良吏的操守与实践，正是廉洁文化最生动的血肉与灵魂。
《后汉书·张奂传》载张奂退还羌人金、马之事，堪称边塞吏治的千古佳话。张奂，字然明，敦煌渊泉人（今酒泉瓜州一带），东汉名将，曾任安定属国都尉。永寿年间，他率200余人驻守边塞，与羌人诸部共击匈奴，连战连胜，郡界安宁。羌人首领感其恩德，送来良马20匹，先零酋长又赠金鐻（金耳环）8枚。面对厚礼，张奂并未当场拒绝。他叫来主簿，当着诸羌头领的面，端起酒杯，以酒酹地，郑重朗声道：即使马多如羊，也不让入我马厩；即使金多如粟，也不让入我怀中。随即，金、马如数奉还。
这一收一还之间，藏着一位边关守将的深邃智慧，既要照顾边疆首领的情面，又鲜明表达廉洁的立场。此前8任都尉“率好财货，为所患苦”，而张奂“正身洁己，威化大行”。在民族关系错综复杂的河西地区，张奂以廉洁操守维护了边疆稳定大局，史册流芳。
唐代，河西走廊作为丝路要冲，吏治状况关乎国家经略。朝廷对河西官吏的考课尤为注重“抚绥部落、安辑百姓”的能效，并以不扰民、不贪货作为升迁的基本标尺。敦煌遗书中所见的大量唐代地方行政文书，记录了官吏考课、赋税征收、仓储核验等制度细节，字里行间透露出对清慎之风的推崇与对贪墨之行的警戒。这些来自敦煌藏经洞的纸墨遗存，与汉代的简牍遥相呼应，映照出千年不变的吏治追求。
从张奂的“马不入厩”到唐代敦煌遗书中的吏治记录，廉洁从来不是孤立的美德，而是一个政权长治久安的基石。
历史伟业与赤子情怀
进入20世纪，酒泉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壮阔进程中，被赋予了全新的战略意义，廉洁文化亦从不贪不占的道德自律升华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崇高境界。
1937年4月，红西路军将士在极端困苦中辗转至安西（今瓜州）。在队伍弹尽粮绝的艰难处境中，纪律却始终如一地严格。尽管长时间没有住过房间，但红军将士来到此地后，依然严守不扰民纪律，不进民房，不入寺院，夜晚就近在山崖边和树丛中宿营。这种铁一般的纪律，是马克思主义政党领导的人民军队与一切旧式军队最本质的区别所在。
从战场到油田，不变的是忠诚与奉献的本色。坐落于祁连山北麓的玉门油田，是新中国石油工业的摇篮。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数万名建设者从五湖四海汇聚于此，建设新中国第一个石油工业基地。从这里走出的石油工人王进喜，更是廉洁奉公的典范。
1960年，王进喜到大庆时，家中10口人的生活仅靠他一人工资维持，十分困难，他动员全家勤俭节约渡难关。他说：“咱们工作要高标准，生活要低水平。”油田会战初期粮食定量低，职工经常吃不饱，王进喜就让妻子把玉米面炒好带在身边，走到哪儿遇上开饭，抓把炒面用开水一冲，就是一顿饭。他当上大队长后，给自己和家人立下铁规矩：“公家的东西一分也不能沾。”母亲生病，他用自行车推着去看病，从不坐组织配给他的车；组织上考虑他家庭困难，每月给30元补助，他从不去领；一件紫绒衣穿了10余年，补丁摞补丁，他也一再拒绝领新的。这种朴素信念，既是对清正廉洁美德的继承，更是共产党人公仆意识的生动体现。
从工业建设到国防科技，为国奉献的信念一以贯之。酒泉卫星发射中心，这个承载着中华民族飞天梦想的地方，见证了“两弹一星”精神、载人航天精神的诞生与传承。自20世纪50年代起，无数科学家、工程师、部队官兵扎根戈壁荒漠，数十载隐姓埋名、默默奉献。“两弹一星”元勋中，钱学森放弃美国优厚待遇毅然归国；邓稼先在核武器研制基地工作20余载，因受核辐射罹患癌症；王淦昌化名“王京”17年，家人对其具体工作内容长期毫不知情。这种“干惊天动地事，做隐姓埋名人”、不贪名不逐利的崇高境界，不仅赓续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公而忘私、国而忘家”的精神血脉，更使廉洁文化的内涵从道德自律升华为孜孜不倦的价值追求。
平凡坚守与清风长拂
这份对廉洁的清醒与自觉，在酒泉大地从未中断，并且绽放出新时代的光芒。
敦煌莫高窟，世界文化遗产的瑰宝，凝结着几代保护研究者的心血。以常书鸿、段文杰、樊锦诗等为代表的一代代文物保护研究者扎根大漠，数十年如一日守护千年石窟。1962年秋，24岁的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学生樊锦诗第一次踏足敦煌。洞窟里的壁画造像精美绝伦、引人向往，而洞窟外的条件同样让她印象深刻：土屋、土桌、土凳、煤油灯，喝的是苦咸水。她因水土不服提前结束了实习，却在次年毕业后再次来到敦煌。这一来，就是一生。简陋的土屋内，土桌、土炕，陈设极其朴素。这是樊锦诗曾经的住所，也是“我心归处是敦煌”的起点。
敦煌雅丹世界地质公园，俗称“魔鬼城”，雅丹派出所长年驻守于此。1998年，36岁的李生寿转业到敦煌市公安局，被分配到罗布泊边缘的红十井派出所工作。2001年，雅丹国家地质公园被命名为第二批国家地质公园，红十井派出所东迁至公园内，更名为雅丹世界地质公园治安派出所。当时这里不通水、不通电，连通外界的只有一条3米宽的土路。为了能够驻守下去，李生寿和同事们用镐从坚硬的雅丹山体中一点一点“抠”出了“窑洞派出所”。多年来，李生寿先后与同事完成罗布泊探险救助任务198次，从死亡线上救回26人。“耐得住寂寞、经得住风沙、扛得住炎热、守得住阵地”，这是他们对“人民公安为人民”最朴素的注脚，也是边塞正气在新时代公安铁军身上的延续。
2026年7月1日，北京，全国“两优一先”表彰大会上，玉门市柳河镇红旗村党支部书记顾红艳胸前“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的奖章熠熠生辉。而在千里之外的祁连山下，红旗村的果园里果实挂满枝头。顾红艳的父亲顾天祥，是当年因治沙而家喻户晓的全国劳动模范。34岁那年，顾天祥放弃供销社的“铁饭碗”，挑起红旗林场场长的担子。没有树苗，就向邻近农场借；没有水，硬是挖出一条2.5公里的引水渠。父辈艰难治沙的经历深深刻在顾红艳的记忆里。父亲离世前留给她一把铁锹和一句话：“你是党员，要为群众带好头。”顾红艳接过父亲的铁锹，也接过了治沙治穷的担子。30多年来，她带着乡亲们持续改良盐碱地、植树拓荒，全村建成5500亩高标准农田。当了十几年村干部，顾红艳始终坚持：公家的事全公开，群众的钱全不沾。她的身上，既有清正廉洁的底线坚守，更有心底无私天地宽的境界。
从莫高窟守护者到雅丹派出所民警再到基层党务工作者，身份不同、岗位不同，但共同之处在于他们都以超越个人得失的无私境界清廉自守、默默奉献。
祁连冰川融水，从汉代的烽燧脚下流过，灌溉过戍卒屯垦的农田，见证了丝路使者的往来，也滋养着新时代的奋斗者。千古一脉，是这片土地上对规矩的敬畏、对公正的追求、对清廉的坚守，以及对无私境界的永恒向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