玉门杏子成熟的时节，刘庆杨从画室往寝室走，半路一个大爷追上来，递过来一包杏子：“专程摘了给你们送来的。”刘庆杨一愣，问是不是认错人了。大爷说：“不会认错，你穿着临摹组工作服呢。”
当天下午，两个小孩悄悄摸到工作室，递给刘庆杨一张纸条：“我希望刘老师画画能画得很漂亮，画得越来越快。富振宇。”
刘庆杨问他：“你知道我是刘老师？”“嗯，知道。我们村里人都认得你。我也会画菩萨。”
刘庆杨给他们套上石灰色的中长款大褂。两个小孩取了鞋套穿上，安静地坐在了桌旁。
志愿者在工作室绘制线稿
这是临摹组驻扎玉门昌马的第四年。志愿者每年5月上山、10月下山，像候鸟一样。四年前他们是外来人，如今村里人人认得他们。工作室门口挂的牌子也从“临摹组”变成了“河西中小型石窟临摹研究基地”。负责人刘庆杨常年戴一副圆框眼镜、一顶宽檐草编礼帽。
他们管自己叫“昌马新青年”。他们到昌马来，是为了补一块拼图。
志愿者在新建成的昌马石窟历史文化陈列馆前合影
1932年，大地震震塌了昌马石窟群南北两段，只剩中段四个窟。第二窟后室十二尊赴会菩萨中，有八尊是露齿而笑的。露齿菩萨别处也有，但像昌马这样十二尊里八尊露齿、集中成组、密度如此之高，在国内极为罕见。7月21日，临摹组在第四窟前室门楣内侧新发现“疑似西夏文字题记”，若释读成立，将是昌马石窟首例西夏文字实证。
然而2023年之前，石窟从未进行过成系统的整理临摹，它就像一块敦煌艺术谱系中被遗忘的拼图。刘庆杨和这群年轻人想把宝贵的壁画临摹下来，办展览、做数字化，让更多人看到。
上山
刘庆杨他们习惯把去昌马叫做“上山”。
刘庆杨
“因为我们从玉门到昌马的驻地，要翻过一座山，路过一个妖魔岭，有13公里的上坡路，感觉像是到山上了一样。”刘庆杨说。另外，“上山”，还隐喻着昌马是他们的世外桃源。
刘庆杨，山东淄博人，天津美院毕业，长期漂在北京和天津，任中国艺文出版社副社长，研究宋代院体细笔绘画。2020年，他带队到西部考察，路过昌马，本来只想“顺带手看一眼”，进窟却愣住了。
志愿者考察资料画面
“石窟本身的色彩保存得比较好，让我们很意外。另外发现，为什么他嘴唇画得那么厚，凑近了看，发现原来画的是牙齿。而且画师把牙齿都涂了白色，明显就是故意画的小白牙。”刘庆杨说，当时大家很兴奋，因为这是壁画里很少见的情况。后来统计，昌马石窟共有二十二尊露齿菩萨，其规模全国罕见。
在讲究“法相庄严”的时代，为何要绘制露牙齿的菩萨形象，他们决定弄清楚。2023年，经玉门市政府相关部门同意，他们开始对石窟开展首次系统整理和复原性临摹。
昌马石窟赴会菩萨露齿而笑
最初，他们只想让石窟重回大众视野。后来，玉门市规划建设昌马石窟历史文化陈列馆，临摹组人手不够，发消息招募志愿者，一发而不可收，四年吸引了数百人报名。至目前，已有超过100人参与了志愿活动，峰值时近50人。
志愿者
志愿者“上山”，不是为了写生，而是想用自己的力量，把昌马石窟“永远留下来”。
怎么补
“复原性临摹不是复印，它需要先把壁画提炼成线条，再把每一种颜色区分出来，还要考虑尺寸和同比例缩放的问题。”刘庆杨说，后来发现这项工作远比想象中复杂，工作量大了不止三五倍，“遇上残缺的部分，要补。但补哪里、怎么补，不能凭想象，得参照当年那批工匠的用笔习惯，才能保持画面统一。”
志愿者考察资料画面
昌马石窟保存下来的壁画面积约300平方米。刘庆杨原以为三个月就能画完，结果四年过去，好像才刚刚开了个头。
第四期志愿者林哲轩是悉尼大学交互设计与电子艺术专业研一学生，今年来到昌马，已经待了一个多月。他想做的是把石窟里的壁画做成数字化交互体验。
他完成了两个小样，一尊大日如来，一尊刘庆杨复原的天王。四尊天王中有三尊残留了画像，但有一尊完全损毁，刘庆杨通过后期考察将其复原。
林哲轩（左二）向记者介绍正在进行的工作
林哲轩告诉记者，这个过程像是在通过粒子去重构，你不仅在看它，也在跟它交流。他的下一步计划，是把模型接入VR。
宋晨澳，河北人，第四期志愿者。他手里捧着一张手绘的壁画小样——那是昌马第二窟十二赴会菩萨之一的色彩测试版。
宋晨澳
“整面上墙之前要先做小样测试，看怎样的色彩更接近复原性临摹。”他说，“能通过我们的绘画，展现出石窟原貌，让更多人看到这尊露齿菩萨，我觉得非常有意义。”
“这里风沙大。有一天，我坐在外面做题字标记，一会儿之后发现电脑键盘上、牙齿间全是沙子。沙子无处不在，那它一定经年累月地冲刷着壁画。那一刻我觉得，此刻做的一切都是有意义的。因为我们现在看到的壁画，已经是比明天更完整的样子。”志愿者张语涵说。
张语涵（左一）和刘庆杨
张语涵是哥伦比亚大学东亚语言与文化学系学生，是第三期和第四期志愿者。“我以前不知道壁画的复原性临摹是什么意思，来这里后就明白了。如果按原样去复原，很难看出是什么。但做复原性临摹，就能让大家看到壁画一千多年前的样子。”张语涵说。
就在记者采访的前两天，张语涵整理资料时，辨认出第四窟门楣上有一组疑似西夏文题记。这个新发现让临摹组全体成员激动不已。第二天，他们把图像开源发布出去，人大、北大的西夏学学者都发来私信交流。
“我们尽可能去开源，让更多人参与进来。如果发现了自己留着研究，远不及让更多人一起来做。这才是全民普惠的学术状态。”刘庆杨说。
为什么是昌马，为什么是现在
昌马石窟于2019年10月被国务院列为第八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昌马石窟历史文化陈列馆
刘庆杨说：“昌马石窟没有文献记载，这是它最吃亏的地方。但石窟壁画用了青金石这类贵重蓝颜料。窟内那尊执扇弥勒，全国现存仅五处，三处在莫高窟，一处在肃北五个庙，再就是昌马。这些迹象表明，昌马石窟的营造规格并不简单。”
正是这种“不简单”，让大家觉得值得做下去。而他们补拼图的第一块实地成果，是一座馆——昌马石窟历史文化陈列馆。刘庆杨是名誉馆长。
刘庆杨参与陈列馆建设
2022年，陈列馆主体建好了，里面空空荡荡。刘庆杨找到设计师韩斐做展陈。韩斐是第二期志愿者，接到任务时心里直打鼓：“来昌马之前，我对石窟文化并不熟悉，就是个门外汉。”
门外汉有门外汉的办法。他没有照着博物馆的标准模板走，而是跑到石窟跟前看了好几天，最后决定：颜色就从昌马本地取。墙面用夯土暖色，比石窟外墙稍微暖一点，让人进来觉得温馨，愿意多待一会儿。空间里点缀青绿，因为青绿是昌马壁画最重要的颜色。
馆里最精彩的部分，是1:1复原的第二窟。宣绒布模拟壁画质感，残缺的地方翻出1964年的老照片，让志愿者照着补上，其余原样搬入。
志愿者为陈列馆临摹壁画
“所有到过昌马的人，如果没有机会进石窟，在这里看到的跟在石窟里是一样的。”刘庆杨说。
一座馆装不下所有人的付出。那些没出现在展板上的名字——勾线的、调色的、建模的、认字的——他们图什么呢？
“我觉得还是中国传统文化基因的一种感召。”刘庆杨说，“这些年轻人在各地学习，仍然愿意来到这样一个相对偏僻的山村，做一件这么传统的事情。”
而真正让所有人确信“被召唤”的，是一道天光。
在昌马石窟后室发现的一束光
昌马石窟后室上缘有两个孔洞，其中一个位于六臂观音头部上方，明显早于壁画的绘制，应该是开凿时预留的。志愿者大希是建筑学出身，判断这两个孔洞可能有采光作用。一天6点30分，赶在太阳升高前，他们登上了石窟观察。
起初没有变化。刘庆杨和别的志愿者沿石窟北巡。9点钟，大希忽然打电话来：“快来快来，‘光’出现了！”
他们狂奔回石窟。正是9点9分，幽暗的洞窟中赫然出现一道强光——沿着采光孔，阳光直直地照在第二窟后室那尊最美的露齿菩萨脸上。大家激动得说不出话。
短短十多分钟，光线便在他们眼前消失了，昙花一现。但那惊艳的十多分钟里，足以让他们虔敬。
不是人在寻找意义，是石窟本身在用一道天光，回应这群人的等待。
一堂课和一扇窗
工作室原本是封闭作业，后来设了周六开放日，下午给村民播放纪录片，讲敦煌，讲文保。
“其实当地村民对石窟有很深的感情。现在一到周六，村民陆陆续续就来了。”刘庆杨说，村民们听得特别认真，还给志愿者讲民间传说，彼此都长了见识。
开展交流活动
这堂“公开课”还曾走出甘肃，到全国许多大学巡讲，澳门科技大学400人的礼堂座无虚席。
一名浙江药科大学的学生曾问刘庆杨：“所学专业毕业之后没什么前景，你能给我们一些积极的引导吗？”
刘庆杨告诉他：“相信时代的力量，相信相信的力量，相信行动的力量。你只要去坚持，只要你去做事情，不以功利心为出发点，一定会给你一个公正的回报。”
这不是鸡汤。这是一个戴草编帽、穿石灰大褂、在戈壁里临了四年线稿的人，对另一个时空里焦虑的年轻人说的话。
“我们突然有了一份社会责任。”刘庆杨说，“很多年轻人不是不想做事，是找不到一个地方让他们安心地去做。那我们就把昌马这个地方，变成一个可以让他们放心来的平台，没有功利压力，来了就专心画画、做研究。”
沙子还在吹
张语涵说，这些沙子，在一千多年里，一层层洗去青金石的光泽，抹去供养人的名字，让四尊天王中的一尊彻底消失。
时间用沙子磨灭一切，而他们试图对抗时间的消磨。
他们做的事，本质上是一场“逆行”。
在所有人都奔向城市、奔向效率、奔向“有用”的时代，他们选择聚到一个没有快递、没有外卖、没有夜生活的乡村里，做一件“没用”的事——复原千年前的壁画。
志愿者临摹
但正是这种“无用”，构成了文明最坚硬的核。
常书鸿那一代人，是在废墟里重建敦煌；樊锦诗那一代人，是用一生守住敦煌。而刘庆杨带领的“昌马新青年”，是在用燃烧的青春，补上敦煌艺术谱系里那块最小的、也最容易被遗忘的拼图。
刘庆杨常说：“我们就是昌马的一个小乌托邦。”
而乌托邦的意义，从来不在于它能否实现，而在于总有人愿意为之出发。
等下一个春天，又将有下一批年轻人，翻过妖魔岭，沿着13公里的上坡路，走上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