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信出版社的“知中”系列书，最近推出了《了不起的宋版书》特集。宋版书，
一是时代。宋代以文治武，虽然外忧内患不断，但终宋之世，政府都在自上而下鼓励文化，推动出版。比如北宋编写“四大类书”，宋太宗一人就策划和主编了三种：《太平广记》、《太平御览》和《文苑英华》。有皇帝躬亲示范，下面自然跟着学。从中央到地方，都大力提倡雕版印刷。两宋300多年间，刻书单位之多、雕印地区之广、图书种类之丰富都达到空前水准。美国学者T�F�卡特在《中国印刷术源流考》一书中说：“以雕版精善而言，中国历朝印刷，殆无能超过宋代。”
宋代文化空间自由，自然引后世学者艳羡。王国维就是“宋吹”，他说：“宋代学术，方面最多，进步亦最著。……故天水一朝人智之活动与文化之多方面，前之汉唐，后之元明皆有所不逮也。近世学术多发端于宋人，如金石学亦宋人所创学术之一。宋人治此学，其于蒐集、著录、考订、应用各面无不用力，不百年间遂成一种之学问。”
二是匠心。宋版书集合了宋人的审美，从中可以窥探宋人的生活状态，乃至精神追求。善本的概念就是从宋代开启的。无论在校勘、刻版、纸张、字体、版式还是在装帧上，宋版书都有着独树一帜的创造和讲究。清代的藏书家顾千里甚至说宋版书无字的地方都是美的。
宋人在审美上追求“韵”，对书籍上注重各方面的精巧技艺。“凡事既尽其美，必有其韵；韵苟不胜，亦亡其美。”像苏轼、范成大、杨万里、朱熹、陆游等名家，同样主持刻书，刊印典籍文献。
三自然是稀缺。明清以来，私家藏书成风，藏书家辈出。宋版书日渐稀少，成为藏书家们“众里寻他千百度”的珍品。明代藏书家钱谦益、毛晋开收藏宋版书的风气之先。毛晋为搜求宋版书，在自己藏书楼悬挂启事：“有以宋椠本至者，门内主人计页抽签，每页出二百。有以旧钞本至者，每页出四十。有以时下善本至者，别家出一千，主人出一千二百。”清代藏书家黄丕烈建“百宋一廛”收藏宋刻，自号“佞宋主人”，引领出一股如痴如迷的“佞宋之风”。到了近代，藏书家周叔弢购得天禄琳琅旧藏南宋初年杭州刻本《寒山子诗集》一卷，由此将书斋改名为 “寒在堂”，自言“天禄旧物，虽一鳞片甲，亦足自豪也”。
“一页宋版，一两黄金”，自然奇货可居。必须要说，自古以来藏书家之中心工作，并不是囤积居奇，而在对典籍的校雠与研究。
清代陈其元写《庸闲斋笔记》，对其时“佞宋”的风气大有嘲讽。昆山县令王定安酷爱宋版书，买了宋刻本《孟子》冲陈其元显摆。大木盒里套着小木盒，里面藏着《孟子》。陈其元问他：“读此可增长智慧乎？”王定安说，不能。陈其元又问：“可较别本多记数行乎？”王定安说，也不能。陈其元于是笑说，那你还不如读我的官刻本，何必花这么多钱来藏书？气得王定安大叫“君非解人”。
王定安并不是泛泛之辈。他给曾国藩做了20年的幕僚，校注过曾国藩汇编的《十八家诗抄》。家富藏书，藏书楼叫“宝宋阁”，对所藏图书做了大量编目查对工作。陈其元这么说他真是有些冤枉人。
说到底，藏书的历史，是一部藏书家的历史。《北江诗话》中，洪亮吉将藏书家分为五等：考订、校雠、收藏、鉴赏和掠贩。历代藏书家或修复装潢，或鉴别真伪，或校勘抄补，或传录题跋，绵绵不绝的传承过程，才是价值所在。
当代藏书家韦力写过一本《得书记》，同时又推出一本《失书记》。他在书中说：“藏书之事，更令人陶醉的还是那些得书与失书的过程。”
藏书家的情感，或可用“患得患失”来总结。明代藏书家毛晋在藏书印上刻写“处处在在有神物护持”，清代藏书家张蓉镜更极端，在藏书上血书“南无阿弥陀佛”。神佛护持通常不大管用，就连清代皇家善本书特藏“天禄琳琅”也逃不过乾清宫的大火。
宋版书为什么了不起？终能传世千年，其间的艰辛与不易更可赞叹，弥足珍惜。
一部宋版书背后，叹不尽的得失
羞日遮罗袖，愁春懒起妆。
易求无价宝，难得有情郎。
枕上潜垂泪，花间暗断肠。
自能窥宋玉，何必恨王昌？
这首《赠邻女》是晚唐女诗人鱼玄机的传世名篇。鱼玄机出身低微，生命多舛。关于她的生平，不见正史，多属传奇。
皇甫枚在《三水小牍》中记下了她的短暂一生。皇甫枚与鱼玄机生于同时，居于同市，所述情节应大致可信。鱼玄机生于长安，“色既倾国，思乃入神”。16岁嫁给状元李亿为妾，为李亿宠爱，奈何却被状元夫人所不容。只好进了道观当了女道士。她与温庭筠为师友，互相以诗篇赠答；与李郢同巷，居处接近，也时有诗简往返，“风月赏玩之佳句往往播于士林”，落得艳名。最终因妒杀婢女，导致杀身之祸，年仅26岁。
鱼玄机现存诗50首，均收在宋本《唐女郎鱼玄机诗》之中。《唐女郎鱼玄机诗》，世称“鱼集”，由南宋陈氏书棚印制，今藏于国家图书馆。这一宋刻孤本历经藏书名家之手，屡遭危厄，流传经过，堪称又一传奇。
水火病虫，古人称为书之“四厄”，又何尝不是人之厄运？《鱼集》是无价宝，藏书者是“有情郎”，纸虽千寿，人生苦短。《鱼集》的传承，穿插着一段段可嘘可叹的藏书故事。
“佞宋主人”让《鱼集》闻世
南宋临安城有河从皇城流出，河上有棚桥，桥北被称为棚北大街，大街上书坊林立，这一带的书坊刻本被称为“书棚本”，其中最出名的书铺就是棚北大街睦亲坊南陈起父子的陈宅书籍铺。陈氏书籍铺印书，纸墨工料均选上等，是坊刻本中的精品。《唐女郎鱼玄机诗》正来自陈氏书棚。直到明朝中叶之前，《鱼集》的流转过程已无可考，在200多年之中默默无闻。
嘉庆年间，清代藏书家黄丕烈从苏州书商五柳主人陶蕴辉处见到此书。因书主开价太高，黄丕烈一时“惜钱之癖与惜书之癖交战而不能决”，最后以诚动人，用番钱五圆购得《鱼集》。
黄丕烈字绍武，号荛圃，室名别号众多。江苏苏州人。平生无他嗜好，独对收藏宋本成癖。黄丕烈惜书不惜钱，买书不差钱。他曾说：“余好古书，无则必求其有，有则必求其本之异，为之手校，校则必求其本之善，而一再校之。”
黄丕烈毕生收藏100余种宋本，书楼由此取名“百宋一廛”（房一间为一廛）。他自号佞宋主人，清代藏书界的“佞宋之风”就由他而起。
每到除夕之夜，黄丕烈会邀集书友来家中举办别具一格的祭书之典。购得《鱼集》之后，黄丕烈两次邀请朋友来家中唱和此书，使得此书名盛一时。一次是得书的嘉庆八年，一次是去世前的道光五年。
黄丕烈好为藏书做题跋，现存800余篇，极有学术和史料价值。徐珂在《清稗类钞》中说:“黄荛圃每得一书，即加题跋。甘苦自知，寸心如见。”现存《鱼集》共25页，正书12页，正文之外的题跋倒有13页，其中黄丕烈的题跋占了11页半。
《鱼集》中收有“唐女道士鱼玄机小影”一幅，作画者是余集，应黄丕烈之邀而作。余集以画仕女见长，时有“余美人”之称，恰与“鱼集”谐音。。
黄丕烈晚年财力已然不济，藏书陆续散出。去世前重病缠身，病榻之上总以《鱼集》为伴，不肯轻弃。他观看挚友周锡瓒旧藏残宋本《学斋佔毕》，写了人生最后一次题跋。周锡瓒和黄丕烈同为藏书大家，死后藏书多被子女甩卖，黄丕烈感慨道：“安知我之儿孙所不犹是耶？”果不其然。
“黄跋”中的一个失误
收藏《鱼集》，可考的第一人是朱承爵。
《唐女郎鱼玄机诗》有朱子瞻一印，印上有“朱承爵鉴”四字。朱承爵，明代中期江阴文村人。考进士屡试不第，于是潜心治学，其生平记录最为详细的是文征明为其所写的墓志铭。黄丕烈对朱承爵的来历所知不多，在题跋中将朱承爵误认为以爱妾换宋刻《汉书》的朱大韶：“朱承爵字子儋，据《列朝诗集小传》，知为江阴人。世传有以爱妾换宋刻《汉书》事。其人亦好事之尤者。唐女郎何幸，而为其所珍重若斯。”
明代进士朱大韶爱藏书，尤爱宋版书。他看上一本宋刻《后汉纪》，物主开出条件，要用朱家一美貌婢女来换才行。此婢女通诗书，工画艺，临行前题诗于壁：“无端割爱出深闺，犹胜前人换马时。他日相逢莫惆怅，春风吹尽道旁枝。”朱大韶读诗后悔恨不已，不久辞世。朱大韶死后，其所藏书籍亦相继散佚。
说到《汉书》，可以插入一段支线剧情。高濂《遵生八笺》论宋刻之美，以《汉书》为佳：“余见宋刻大板《汉书》，不惟内纸坚白，每本用澄心堂纸数幅为副。今归吴中，真不可得。”高濂所说的宋刻《汉书》是明时大藏书家王世贞的至宝。
王世贞官至刑部尚书。他遇到一个书商出卖一部宋刻《汉书》，要价极高，手头有限，只好和书商商定，用自己的一座庄园来换。王世贞藏书之处有四，小酉馆收藏一般书籍，尔雅楼藏宋版书及法书名画，藏经楼收藏佛道二典。为这部《汉书》，王世贞专建了一处“九友斋”。王世贞死后不久，其子因周转不济而将书脱手。崇祯年间，此书辗转到了钱谦益的手上。
钱谦益是明末东林党领袖，官至礼部尚书。后降清，成其一生污点。钱与名妓柳如是的婚姻，亦被时人诟病。1643年，明亡的前一年，钱谦益开始筹建绛云楼。陈寅恪在《柳如是别传》中认为，钱谦益卖掉《汉书》正是为了支付建楼费用：“牧斋（钱谦益）售书之日，与绛云楼上梁之时，相距甚近。两事必有相互关系无疑。”
卖书之后，钱感伤自言：“床头黄金尽，生平第一杀风景事也。此书去我之日，殊难为怀。李后主去国，听教坊杂曲‘挥泪别宫娥’一段，凄凉景色略相似。”
残酷的还在后面。钱谦益藏书多宋元旧刻，其以《汉书》换取绛云楼，期望与柳如是隐居书楼，不问世事。绛云楼建成时，钱谦益说：“我晚而贫，书则可为富矣。”才过十几天，其幼女和保姆在楼上嬉戏，烛火落入纸堆，只落得楼毁书焚。
朱大淳以美婢换宋刻，王世贞以一庄换《汉书》，钱谦益虽是倡导宋刻收藏的先驱，却以《汉书》换金乌藏娇，再观其政治上的首鼠两端，失书事小，人品有失事大。此后钱遁入空门，专注佛经。劫后所余藏书，全部赠予族孙钱曾。
爱好广泛的“二皇子”
黄丕烈身后，《鱼集》几度易手。1916年，终被“二皇子”袁克文在长沙得到。
袁克文是袁世凯的二儿子。民国四公子说法不一，不过都有袁克文和张学良。公子哥们的共同点是有钱任性。
袁克文好诗词联队。郑逸梅写过《“二皇子”袁寒云的一生》，赞他诗词俱佳。民国四年秋，袁克文游颐和园，作诗《感遇》，其中“绝怜高处多风雨，莫到琼楼最上层”一句，被指是反对袁氏当国，广为传诵。除了诗词，袁克文为周瘦鹃主持的《半月》杂志写小说，一是武侠小说《侠隐豪飞记》，二是侦探小说《万丈魔》。当然最负盛名的是《辛丙秘苑》，小说处处为袁世凯辩护，为父亲洗刷盗国的罪名。
袁克文好戏。梁羽生在《笔不花》中写过袁克文唱戏的逸事。袁世凯死后，袁克文卖文卖字为生，仍喜欢粉墨登台，让北洋一脉觉得丢面子。据说当时总统冯国璋派人阻止他登台，他说，我唱我的，他管得着吗？我不去。结果唱了一出昆曲《状元钻狗洞》。
袁克文好交游。白天睡觉，晚上吸足鸦片，家中宾客登门，把晤谈天。他加入青帮，拜青帮头子张善亭为师。外界传闻他收了弟子数百人，袁克文遂在《晶报》上登《门人题名》一文，昭告自己只有16个门生。“不佞年甫三十，略无学问。政求师之年，岂敢妄为人师。”时评有云“袁老二居然作孔老二口吻，《晶报》出了圣人了!”
袁克文亦好收藏，金币、邮票、古玩无所不藏。单论藏书，非宋元版本不收。“二皇子”财大气粗，短短几年就收集了一百多种宋元名椠。
其藏书之处取名“后百宋一廛”，致敬黄丕烈。又名“皕宋书藏”，则是对清末藏书家陆心源的效仿。陆心源是浙江归安人，在清同治年间开始收藏古书，时值太平天国起义，江浙地区的藏书楼大多书去楼空。战乱之际陆心源苦心搜集散佚古籍，藏书处取名皕宋楼，期望能收藏到200种宋元刻本，双倍于黄丕烈的百宋一廛。1894年，陆心源去世，其子陆树藩却不能守住家业，因在上海生意失败，亏欠巨款，将陆家藏书以10万元的价格尽数交付给日本东京靜嘉堂文库，成为中国藏书界的百年恨事。
到底还是“凤随鸦”
袁克文入手《鱼集》，整夜欣赏。题诗多首，其一云：“吟身艳女郎，小集秘中箱。檇李曾依项，平江处事黄。幽魂埋宛委，倩影压缥缃。十二乌阑侧，长留字字香。”
闻知《鱼集》归袁所有，有湖南第一藏书家之称的叶德辉曾出言讥讽：“今为一纨绔子，以八百番饼购去矣!”并作诗嘲笑此事为“凤随鸦”：“陶轩宋甲胜麻沙，刻画无盐到我家。闻道才人嫁厮养，请君重谱凤随鸦。”
同为四公子之一的张伯驹出面打抱不平：“此宋本归寒云，不惟非‘凤随鸦’，而直‘凤随凰’也。”并且回敬了一首诗：“宓妃留枕待陈王，公子挥金喜若狂。杂剧谱成《无价宝》，千年真见凤随凰。”杂剧《无价宝》是由戏曲大家吴梅在1917年创作，讲述黄丕烈收藏《鱼集》的事迹。
除了自己及其家人的二十五方印，袁公子对于《鱼集》亦有版本鉴别的贡献。《鱼集》一直有“两刻”之说。之前书上有黄逢元题记，认为“前四页字体精极，审定为北宋刻；后八页稍粗，此南宋棚本”。袁克文将黄逢元的题跋剔除，并自作题跋说：“首四页尤极精整，后虽稍近荒率，然皆出于一时，若判为两代，则误矣。”
《鱼集》在袁克文手上收藏了20年，这期间数次为了救急，将该书质押出去。到了1937年因急需现款，无奈之下将书卖给近代藏书家潘宗周。价钱上倒是没吃亏，800大洋买的，卖了1200元。
袁克文藏书印中虽有“与身俱存亡”之刻，但是其对藏品只当消遣，多情并不专一，并不比黄丕烈、陆心源一般有执念。他也不觉是缺点：“寒云生平嗜古，所得佳品至夥，但亦偶供消遣，兴尽则视若浮云。或以质钱，或以易物，虽贬价受亏，亦所弗计。”
近代藏书家伦明是光绪年间的举人，著有《辛亥以来藏书纪事诗》，其中有写袁克文的一首，诗云：“一时俊物走权家,容易归他又叛他。开卷赫然皇二子,世间何时不昙花。”袁克文游戏一生，抑或是时运所致，生于豪门乱世却只能以癫狂自保，所谓才华不过浮云虚名，终身所藏只当昙花一现，赏玩而已。
1949年之后，潘宗周之子潘世滋将《鱼集》捐于北京图书馆。此书不再随世浮沉，终得安身之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