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穆王姓姬名满，是周武王的第四代孙。传说他50岁即位，在位55年，105岁逝世。他在位时重整了周室，是一位中兴之主。他为了巩固政权，保境安民，与各部族友好交往，曾周游天下。记载周穆王周游天下的书本已失传，但在西晋时有个叫不凖的人，盗挖了魏襄王墓，发现了许多竹简，其中就有记载周穆王游历天下的《穆天子传》六卷。

据《穆天子传》的记载及注本的诠释，周穆王曾经西征犬戎于陇西，入河伯之邦并礼河伯于兰州一带，观昆仑丘、舂山于青海湖头，巡骨、重黎等部落于武威地区，会西王母于张掖南山，休猎于疏勒河、北山地区，涉流沙于居延海、巴丹吉林大漠，涉黄渡济，浪游太行、漳水、滹沱河、雁门山，进而驱驰于阴山、蒙古高原、塔里木盆地、葱岭、中亚，共计行程十九万里（周里比今里小），其内容极为丰富。《竹书纪年》中也记载周穆王曾西游两次，一次在周穆王十三年（前989）；一次在周穆王十七年（前985）。

周穆王每到一处，就慷慨馈赠各部落酋长，带给各个部族的不但有丝绸、金银器皿、贝饰、药材、漆器，甚至还有交通工具车辆和饲养放牧的人，可以想见当时这支队伍的庞大。众多的随员携带大量宝物，驾车浩浩荡荡向西，给西域诸部落带去丰富的生活用品，以及先进的交通工具和掌握先进生产技术的人。各地少数民族首领也热情地为穆王提供所需的大量马、牛、羊、猪、狗、骆驼和穄酒，并以当地特产最精美的白玉回赠穆王。

著名历史学家岑仲勉在《穆天子传西征地理概测》一文中认为《穆天子传》第一卷主要记述周穆王十三年西巡黑河流域的情况。说周穆王于该年三月二日进入“焉居、禺知之平”，岑仲勉认为焉居即义渠，禺知即月氏，义渠居于今武威一带，月氏居于今张掖、酒泉一带，“焉居、禺知之平”即甘、凉、肃三州富沃之平野。初四日到达河宗子孙蒯柏綮所居的蒯邦，蒯邦即在今张掖一带。十一日穆王继续西行，到达阳行之山河伯无夷的都城（约在今高台县境）。在河伯无夷的陪同下，继续向燕然之山（当指合黎山）进发。中途受到另一大首领河宗柏夭的迎接，柏夭向穆王敬献束帛与璧玉，然后一同到达柏夭所居的都城（当在今高台天城附近）。十六日这天，穆王在众人的陪同下，专程前往合黎山，“大朝于燕然之山，河水之阿”，观看了当年大禹开凿的峡口。回城后，穆王命井利、梁固二臣整饬随行的六师兵丁，亲自选择戊午吉日（二十一日）举行祭河大典。经过这次祭河大典，穆王才决定继续西行，以登昆仑之丘。第二天是二十二日，穆王大朝于黄之山（当是天城东面的黑山），观看了当年大禹“导弱水于合黎”的图册与有关记载。穆王还展出了带来的金、银、珠、玉等各种宝器，让人们观赏。这使河宗、河伯大开眼界，赞叹不已。

最后周穆王到了昆仑山的西王母之地。西王母听说周天子来作客，特地为他举行了热烈而隆重的欢迎仪式。会见时，穆王向西王母赠送织有花纹的绸缎一百匹、素色的绸缎三百匹。西王母高兴地收下了礼物，并邀请穆王参观了她的宫殿和花园。第二天，穆王临行前在瑶池举行了宴会。在宴会上，宾主频频举杯，作歌吟诗共叙友谊。众仙女唱歌、跳舞、咏诗，以示欢迎；周穆王观赏着华丽的宫殿，看着仙女们美妙的歌舞，深深地陶醉了。同时，西王母则向周穆王自我介绍到：“徂彼西土，爰居其野。虎豹为群，鸟鹊与处。嘉命不迁，我惟帝女。彼何世民，又将生子。吹笙鼓簧，中心翱翔。世民之子，惟天之望”，“白云在天，山陵自出。道里悠远，山川间之。将子无死，尚能复来”。周穆王答到：“予归东土，和治诸夏。万民平均，吾顾见汝。次及三年，将复而野”。

宴会结束后，西王母邀请穆王登上弇[yan]山，眺望山下美丽的景色。穆王在弇山顶上的大石头上，刻了“西王母之山”五个大字，还和西王母一起，种了一棵槐树，作为此行的纪念和东西各族人民友好往来的象征。穆王还访问西王母的属国和附近的许多国家，采集了许多当地的珍禽异兽。然后告别了西王母，满载着中亚和西北地区的特产和各族人民的深厚情意，回到了镐京。

西王母是传说中的古昆仑丘国的君主，由于她建立的国家在中国的西方，所以又称西王母国。关于西王母的传说，许多古籍多有记载。最早的一部地理古籍《山海经�西次三经》载：“玉山是西王母所居也”；《海内北经》又记“西王母梯几而戴胜，其南有三青鸟，为西王母取食。在昆仑墟北”。《竹书纪年》曰：“舜九年，西王母来朝，献白环玉珏，穆王十七年，王西征昆仑丘，见西王母。其年西王母来朝，宾于昭宫。”《史记�禹本纪》说：“昆仑其高二千五百余里，其上有醴泉、瑶池”。《穆天子传》卷三称：“天子觞西王母于瑶池之上”；《史记�赵世家》记曰：“缪王使造父御，西巡狩，见西王母，乐之忘归。”
    除此之外，《庄子�大宗师》《归藏》《古今图书集成�神异典》《汉书�哀帝纪》《汉书�五行志》《博物志》《史记�大宛列传》《尚书大传》《汉武帝内传》《该余丛考》《中国古代宗教与神话考》《中国古代神话与史实》《穆天子传》《百神图》《水经注校》《淮南子》等都对昆仑和西王母有所记载和描述。

根据史籍记载，以及历史、历史地理学家的研究，神话传说中的昆仑山就是绵延于酒泉南面的祁连山，且有史记载。如《汉书�地理志》等史籍都指出了西王母居地的地理位置：即……临羌西北至塞外，有西王母石室、仙海、盐池，北则湟水所出，东至允吾入河；西有须抵池，有弱水，昆仑山祠”。同时《山海经》等古籍都把昆仑山、瑶池（西海）和西王母紧紧联系在一起。

据说，在人类还没有产生以前，盘古天王和太元玉女结合，用西华至妙之气，在昆仑化生一尊女神。及长，这个女神喜欢穿兽皮羽毛做的衣服，并且常把一只豹尾系在身后，还经常在自己的口中安两只虎牙。行走时常乘一只猛虎或两条金龙，有时也乘一只叫希有的大鸟。间时，盘古天王和太元玉女用东华至真之气化生一尊男神，常常骑一只大熊周游四方。有一天，这尊男神来到昆仑山，遇见俊俏的女神，产生了爱慕之情，遂作了夫妻。

这位漂亮的女神神通广大，能呼风唤雨，移山填海，也能主英灵之气，化生万物，除了掌管天下灾害之外，还当上了昆仑山主，在昆仑山以及西海之畔建有金城千里。后来成为月神、西海海神、西王母国国王，人们尊称她为西王圣母、女仙之神，简称“西王母”。另外这位女神还修有一座蟠桃园，栽了许多桃树，每年农历三月三，便在西海举行蟠桃会，用仙桃来招待八方仙客。
    到了西周，周穆王驾着宝车，来到昆仑山，西王母用山珍招待了周穆王，众仙女唱歌、跳舞、咏诗，以示欢迎；周穆王观赏着华丽的宫殿，看着仙女们美妙的歌舞，深深地陶醉了。

在酒泉岩画中，就有以“虎齿豹尾”为原形的图形。从原始宗教及图腾崇拜的角度来看，“虎齿豹尾”并非人类的本来面貌，而是一种图腾化的外表，是先民对部落首领的原始性装饰，是感情上力求人与图腾神秘互渗，外型上极力的图腾化，心理上求其神威的结果。故而西王母的“虎齿”是其神威之所在，“豹尾”是猛力的体现。从古代人类社会的发展来看，昆仑神话和西王母的传说体现出了原始社会母系氏族社会部落的特征，作为传说中的女性，西王母极有可能是母系氏族部落的酋长或国王，因而西王母的“虎齿豹尾”不但是其权威的象征，也反映了原始社会母系氏族部落成员对其首领的崇拜和原始性的装饰。
    从考古资料上分析，玉门火烧沟墓葬中，发现有许多羊、狗等动物骨骼，出土的彩陶器上也多绘有羊、狗、蜥蜴等动物图案，这些现象说明四坝文化是古羌人的一支文化遗存（谢端琚《甘青地区史前考古�第十四章诸文化族属的探讨》，北京文物出版社，2002年）。酒泉干骨崖出土的双耳重人彩陶罐，高10厘米，罐腹上墨绘了14位女子，或穿拖地长裙或穿超短裙，头顶上似有尖高状饰物，与酒泉黑山岩画中人物头上所戴尖高状饰物和所穿衣服非常相似，应是羌人的形象（陈炳应、卢冬《古代民族》，敦煌文艺出版社，2004年，第24～26页）。

就《后汉书�西羌传》一文所记来看，文中所反映的关于羌人的族源、习俗、原始宗教以及羌人的社会状况、羌人的迁徙，都描述了和昆仑神话及西王母传说中相似的情况，西王母的“虎齿豹尾”是羌人虎崇拜的再现。因此，可以这样说，昆仑神话是古羌人对其始祖的故事以及传说的一种文化的联接。可见居住在酒泉一带的原始居民具有似昆仑神话中西王母“虎齿豹尾”式的原始崇拜和信仰。

关于周穆王西巡的起点、路线，学界虽多有分歧，但把穆天子西行出河首之后的行程基本放在祁连山麓和河西走廊来考察，是较为一致的看法。为此，许多学者在以往研究的基础上，对周穆王西巡的起点、路线等都进行了进一步的考察。大多认为周穆王西巡的起点在洛阳而非长安，其西行不是沿渭水而是经河套，由河套西行至今甘肃积石山县后折向西北，再经河西走廊而至今新疆天山脚下。周穆王所经的“昆仑”、“钟山”（即“春山”）并不是现在的昆仑山和葱岭（帕米尔高原)，而是今酒泉南山和山丹县东南的大黄山（焉支山）。其中，《穆天子传》记载周穆王西行路线最详细的部分是在今河西走廊一带（史为乐《穆天子西征试探》，《中国史研究》，1992年第3期）。《穆天子传》中的“黑水”就是河走廊中部流经张掖的黑河，群玉之山则是酒泉南边的祁连山，其地以出产玉石著称，并用以雕琢出了闻名遐迩的“夜光杯”（王守春《穆天子传地域范围试析》，《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0年第2期）。在今酒泉市东南30多千米的红山一带，石红、土红、水也红，故名红山。这与《穆天子传》卷2和《列子》卷3《周穆王篇》中“宿于昆仑之阿、赤水之阳”和《十六国春秋》中“酒泉南山即昆仑之体，周穆王见西王母，乐而忘归，即指此山”的记载完全吻合。故其中的西王母应是以昆仑山为根据地的游牧部落女酋长的专称，并非确指某一个人。周穆王见西王母处，可能在今酒泉红山乡的观山河口一带（杨国学编著《河西文化与敦煌文化概论》，中国文联出版社，2002年，第34～35页）。

穆天子和西王母这次友好会见的场景，在酒泉西凉时期5号墓葬前室的东西壁画上，可以见到二人举杯互祝时的温馨画面。

《穆天子传》所记周穆王西巡河西，是西周民族关系史上最重大的事件。虽然这些记载带有浓厚的神话色彩，但穆王西巡的基本情况应是事实，其中的记载也是符合实际的。在汉武帝开通河西，汉朝设置河西四郡前，过往商旅很难径直沿走廊西去，而必须在经过武威、张掖后折而北上至居延，然后再折而西行到鄯善，进而南绕塔克拉玛干沙漠，经于阗、叶尔羌，越葱岭而西入中亚。此即后世所谓“丝绸之路”南道。额济纳等地出土的许多丝绸织物说明，早在汉开河西以前，这条经过居延的商路确实是存在的。《穆天子传》中所记周穆王赐赠沿途各部落首领的物品主要有丝绢、黄金、白银、贝带、车子、肉桂、生姜等，而沿途各游牧部落献给周穆王之物，亦即他们同中原交换的商品则有良马、牛、羊、骆驼、玉器和毛皮等物。不论是当时双方交换的商品种类还是数量，都与两汉时期与西域贸易往来的情况大致相当。这也说明，丝绸之路的出现不是偶然的，更不会是在汉代突然出现的，而是汉以前若干世纪以来东来西往的各国商队走出来的。中外文献的记载有力地说明，由中国内地经河西走廊和新疆到中亚、西亚和欧洲的交通路线早在先秦时期就已存在了，中西交通路线由开辟而完善，经历了很长的过程。这说明，早在先秦时期，河西地区已是中外商贸中的一个重要区域，已为中原所熟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