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原始社会里，氏族先民从长期劳动生产实践中，逐渐对劳动的呼号、动作、节奏与音调等有了深入体会与认识，从而产生了一种再现劳动与生活场景的冲动，为了满足这种精神需求，于是创造出了原始乐舞这种原始艺术形式。原始乐舞一旦产生，就在他们的生活中占有了非常重要的地位，成为表达他们思想感情喜怒哀乐的一种方式。当他们祈祷和庆祝丰收的时候，要跳舞唱歌；当他们发动氏族部落间的争斗和欢庆胜利时，也要跳舞唱歌；当他们埋葬死者，祈祷和祭祀亡灵和祖先，甚至鬼神的时候，还要跳舞唱歌；即使是举行成丁礼等活动，仍然要跳舞唱歌，原始乐舞已成为他们生活中不可缺少的内容。

    原始人类的乐舞活动，在甘青地区新石器晚期的彩陶图案上也有更真实的画面。1978年在青海大通县上孙家寨遗址一座马家窑文化的墓葬中，出土了一件绘有舞蹈图案的彩陶盆，盆的口沿及内外壁都绘有黑彩花纹。特别引人注目的是在陶盆内壁上部画有三组相同的五人舞蹈图，每组五人面向一致，排列整齐地牵手而舞，每个舞蹈者两腿略呈踏舞状，头上系着像发辫一样的带子，身后还有一条尾饰，都随之在整齐地摆动。每组舞蹈图之间以平行曲线花纹相隔，整个图案下面画有四道平行线纹。不管这件舞蹈图案反映的是欢庆舞、丰收舞或祭祀舞，它都真实地表现了马家窑先民生动活泼的群舞形象，仿佛再现了古文献记载的“击石拊石，百兽率舞”的场面。时隔30年，在甘肃境内的大通河下游出土了一件器形硕大的舞蹈纹彩陶壶，以黑彩绘出的舞蹈纹为两组，分别饰于壶两面上腹的中部，一组为3人，一组为2人，皆作携手起舞状。舞者的双腿被省略，头部为圆形，内有白色大圆点和环绕的小圆点。舞者身下有三角形的山状纹，或表现人们在山上携手起舞的情景，与先前发现的舞蹈纹彩陶盆相呼应，共为原始艺术的瑰宝。反映史前舞蹈场面的彩陶纹饰，在酒泉境内也有多处发现。1987年发掘的酒泉干骨崖遗址，出土多件绘有人物舞蹈纹饰的彩陶器和残片。其中干骨崖墓地M40出土的舞蹈纹彩陶罐，罐体绘舞者18人，分为6组，每组3人并立，形态相同，身材硕长，纤纤细腰，长袍曳地，双手合于腹前，正在轻歌曼舞。M59出土的长裙舞人彩陶罐，3人一群，侧身跪地，围绕器腹分为若干组，造型似后来做人首蛇身的女娲。干骨崖彩陶属四坝文化范畴。四坝文化较之马家窑类型晚了近千年，舞蹈纹的造型也有所改变，有些尚保持写实的构图，用倒瓜子形表示舞者的头部，躯干瘦长，细腰，双手交合于腹部，下身着长裙曳地；有些采用几何线条构图，用叠置的三角形表现舞者的头部和躯体，造型相当简化，与1973年青海省大通县上孙家寨出土的舞蹈纹彩陶盆相比，变化最大的是人物数量更多，排列十分紧凑，不见相互手拉手的造型。舞蹈者有的不分组，围绕器腹排列一周；有的3人为一群，围绕器腹分为若干组，构图十分精细。舞蹈纹在四坝文化中的再现，形象地再现了酒泉远古居民精神生活的一个层面，并暗示我国西部羌戎氏族从很早起就是能歌善舞的民族。它不仅真实生动地再现了酒泉先民们群舞的热烈场面，更形象地传达出他们生机勃勃的活力。正如德国学者格罗塞所说：“原始的舞蹈才真是原始的审美感情的最直率最完美，却又最有力的表现”（格罗塞《艺术的起源》第156页，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蔡慕晖译）。（图1 酒泉干骨崖出土的长裙舞人彩陶罐舞蹈图）

    酒泉黑山岩画舞蹈图代表着岩画艺术的最高水平。在已发现的3组舞蹈图中，其中四道股心沟沟谷右侧一块突出的崖壁上的一幅巨型舞蹈图，是黑山岩画中最大的一幅。它不仅场面宏大，而且人物众多，有舞者30人之多，男者身着袍服，足登长靴，腰中束带，头上幌动着雉翎；女者长裙曳地，双手叉腰或右臂高举，翩翩起舞、栩栩如生。画面中有领舞、伴舞和群舞，还有一个人像巫师一样跪在地上。整个场景庄严、肃穆，而且场面宏大，它是一种祈祷或者一种巫事形式的表现。黑山磨子沟岩画1号图中，上方2个舞蹈者，右手叉腰，左手高举，下方舞蹈者1男1女手挽手，是典型的舞蹈场面。其舞蹈的形态十分富有艺术性，画面中的人物线条显得简练而流畅，形象十分生动，能够体现出岩画作者所具有娴熟的创作技艺与十分独特的审美趣味。这些原始舞蹈饱含着生命的能量和自然界的玄妙，是中华舞蹈的源泉。（图2 黑山磨子沟岩画舞蹈图）

    舞蹈是以有节奏的动作为主要表现手段，表现人的生活思想和感情的艺术形式，一般用音乐伴奏。舞蹈在原始社会已经产生，先民们用舞蹈来庆祝丰收欢庆胜利祈求上苍或祭祀祖先，原始时期的音乐和舞蹈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人类学和民俗学研究表明，史前时代，舞蹈伴随着音乐，曾经炫耀于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那时的人们过着群体性生活，所以舞蹈也大都以集体舞的形式呈现。祭祀神灵、庆祝丰收、举行礼仪、战争动员、驱除病魔等等，都需要大型的歌舞来营造众人聚会的场面，渲染热烈的气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