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中国古代“篡位者”的代表，王莽一直为传统价值观所不容，他创立的新朝被视为伪政权，他推行的改革被讥为荒唐乱政。甚至他在“篡位”之前谦恭克己、兢兢业业的表现，也被认为是为篡位做铺垫的伪装矫饰。那么，历史上的王莽究竟是怎样的一个人？他所处的究竟是一个怎样的时代？他是怎样走上最高权力又缘何身死国灭？本期王立新老师为你揭秘，王莽，真的只是个卑鄙的“篡位者”吗？
王莽画像（资料图）
赠君一法决狐疑，不用钻龟与祝蓍。
试玉要烧三日满，辨材须待七年期。
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下士时。
向使当年身便死，一生真伪有谁知。
这是唐宪宗元和十年，也就是公元815年，白居易被贬江州途中，回赠元稹《放言五首》中的第三首。诗人告诉朋友说：我告诉你一种鉴别事物真假、分辨人物到底是忠是奸的办法，不要相信灼龟观兆和卜筮预测。宝石美玉和优良的材质，都需要经历足够的时间考验。看人也是一样，不能只看当下的表现，一定要等到事情最后的结局出现，才能下最后的断言。比如周公，当年周武王死的时候，他的儿子成王诵还很小，作为武王的弟弟，周公就出来帮助治理国家。他的另外两个弟弟管叔和蔡叔却很不满意，诬陷周公挟持幼主，图谋篡位。于是就去联合商纣王的儿子武庚，一起发动了叛乱。周公领兵平定叛乱，等到成王长大之后，又把权力交还给侄儿，自己退出了权力中心。这是周朝初年的事情。周公姓姬名旦，叫做姬旦。他的长兄叫做姬发，就是周武王，带着弟弟周公和姜子牙等推翻了商纣王的统治，建立周朝。他的父亲叫做姬昌，就是周文王。这段历史的细节，缺少详细的文字记载，因为模糊不清，所以便利于后来的神化。长篇神怪小说《封神演义》，也叫《封神榜》，就是对这段历史的神话式描述。
白乐天在《放言》诗中，提到的另外一个人王莽，就是今天我们要讲说的主要对象。
王氏家族的崛起之路：凭什么满门君侯权倾朝野
王莽，字巨君，生于公元前45年，公元23年被杀身亡，得年69岁。
王莽的祖父叫王禁，生有四女八男。这没什么奇怪的，三十年以前，生这么多孩子都是很平常的事情，古代人生孩子更多，何况王禁的八个儿子和四个女儿，也不是同一个老婆所生的，他娶了好几个老婆。王禁的八个儿子分别是：王凤字孝卿、王曼字元卿、王谭字子元、王崇字少子、王商字子夏、王立字子叔、王根字稚卿、王逢时字季卿。王凤、王崇兄弟，与王禁的次女王政君为同母所出。
公元前48年3月，王禁的次女王政君，被汉元帝立为皇后。
公元前33年5月，汉元帝崩，汉成帝刘骜继位，尊元帝皇后王氏为皇太后。成帝登基之后，靠母后一系维护政局，开始给舅父们封高官厚爵，其中王凤被封为大司马、大将军，录尚书事，这是王氏兴起的开始。
王氏之初兴，与王莽没有任何关系，王莽是王禁早死的儿子王曼的儿子，姑姑王政君当上皇后的时候，王莽还没出生呢。
王政君是王氏家族崛起的关键人物（资料图）
公元前27年6月，汉成帝又封舅父王谭为平阿侯、王商为成都侯、王立为红阳侯、王根为曲阳侯、王逢时为高平侯。王氏兄弟五人同日受封，时称“五侯”。为什么没有分封王曼和王崇？因为这两个人当时已经死了。此后王凤虽不专权，但成帝凡事都要问王凤，连封赏官员都得问王凤，王凤如果不认同，成帝就会作罢。
公元前23年，成帝阳朔二年，成帝再封王氏族人，王氏地位势力越来越大。公元前22年8月，王凤病死，临终时，成帝跟他商量，准备让他的弟弟王谭继续担任大司马一职。王凤却说自己的各位兄弟们，都奢侈无用，于是举荐了王音。王音，是王禁的同胞弟弟王弘的儿子，是王凤的堂弟。成帝采纳，同时又以王谭为特进，领城门兵。史书上说，汉成帝为了不使母亲伤心，对王氏宽忍放纵，以后王氏兄弟轮流执政，直至西汉灭亡，一直兴盛未衰。其实这只是后来写史人的说法，如果王氏的这些舅舅们，没有成为汉成帝的可靠力量，他怎么可能让他们轮流执掌朝廷大权呢？
孤儿王莽的励志逆袭
王莽的父亲王曼，未及受封为王或侯的时候就死了。王莽从小成了孤儿，不像诸位堂兄弟，从小就是王侯之子，官二代身份，奢侈、冥顽。王莽从小节俭、恭谨，好学不倦，对母亲十分孝敬。王莽的哥哥王永早卒，留下一位叫做王光的儿子。王莽不仅对寡嫂十分关怀，而且还把侄儿王光送到博士门下学习。王莽对诸位叔、伯也极尽尊敬、孝顺之礼。王凤病重期间，王莽殷勤伺候，还亲自尝汤喂药。为了照顾伯父，几个月衣不解带，人都瘦了一大圈。王莽当时二十刚刚出头，王凤就把王莽托付给太后妹妹和汉成帝。王凤死了，太后和汉成帝都很伤心，就给王莽封了个黄门郎的小官，马上又上调了一下，让他当了射声校尉。又过了很长时间，王莽的叔父成都侯王商上书，愿意把自己封地中的一部分分给王莽，希望也给王莽封个侯位。一些朝野官员，出于对王莽人品的敬服，也都分别上书，大力推荐王莽。汉成帝这才知道王莽的贤德是那样深入人心，开始从心里喜欢起王莽来。加上母后王政君也一再给王莽说好话，成帝就给王莽封了个新都侯，官也提升到了光禄大夫兼侍中。
王莽时期发行的货币（资料图）
王莽官越大，越加自我勉励，操行越严谨，把钱财都分给身边的人，同时也结交公卿大夫和武将，家中一点余财、余物都没有。王莽的礼贤下士和谦恭节俭，赢得了四方贤士发自内心的钦佩。史家都说王莽坚持自己的操守，是为了争取虚名，以备将来篡夺汉朝政权时所用。这些说法，显然是把王莽放在篡夺政权的奸臣的角度看待之后，才给出的评价。当初大家的看法肯定不是这样，否则也就不会群起推荐了。此后，王莽受成帝宠爱程度有所回缓，王莽的叔父王商接替王音作了大司马。公元前12年12月，王商死了，他的另外一个弟弟弘阳侯王立，接替他成了辅相。王立因为贪赃一事被揭发，成帝罢免了王立，却又把他的弟弟王根扶持出来，担任大司马、骠骑将军。
从汉成帝当皇帝开始的公元33年，直到王莽成为辅政之前，政府的最高权力，虽然跟王莽没有关系，但却一直都在王氏家族的手中轮转。
公元前8年，“上以王莽首发大奸，称其忠直；王根因荐莽自代。”（《资治通鉴》卷32）
前面这段话中说王莽首先告发大奸是什么人？王莽揭发的这个人叫做淳于长。
这个淳于长是王禁的长女王君侠的儿子，也就是元帝皇后王政君的姐姐的儿子，跟王莽亲缘关系不远，是他的大姑姑的儿子，论辈分，是王莽的亲表哥。这个家伙开始因为二姨妈王政君的关系，被授官黄门郎，后在舅舅大司马王凤病重时殷勤伺候，王凤把他托付给元后和皇帝，于是一路迅速晋升为卫尉，成为九卿之一。期间在宫廷中勾结成帝的后妃，如依靠赵飞燕而被封关内侯，后来赵飞燕的妹妹赵昭仪涉嫌毒杀汉成帝而畏罪自杀，这个家伙没有受到牵连。淳于长又转而勾结废后许氏。许后本在成帝初立为皇后，后来失宠，想尽办法试图重新获爱于成帝，事发被废，幽闭在长定宫里。淳于长写信给幽禁中的许废后，声言可以说动皇上，让她重新被立为左皇后。书信中有戏辱许皇后的话语。淳于长还跟许皇后的奶妈私通，称其为小妻，收取了这位女子千余万的贿赂。
这些事情被王莽知道了，王莽揭发了这位表兄的恶劣行径。淳于长被判犯有大逆之罪，吓死在牢狱里。被废的许后，也畏罪自杀了。
王莽这次“首发大奸”，可以说是大义灭亲，也可以说是阻止了淳于长试图代王根作大司马的图谋。至于自己后来获得了这个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地位，那是后话，虽然跟这件事有关系，但王莽这时的出发点，未必就是为了争夺大司马的位置。
汉成帝对王莽的人品和能力，早就敬服有加，这次王莽又“大义灭亲”，揭穿了淳于长和许氏等近乎谋逆的大阴谋。再加上大司马王根主动让位推荐王莽，成帝就顺势任命王莽担任了大司马，王莽当时只有38岁。
大司马是个什么职位？西汉沿袭秦制，以丞相、御史大夫和太尉为三公，后来太尉改称大司马，到了西汉晚期，丞相和御史大夫也先后改称大司徒和大司空，这就是三公。三公下面设九卿，九卿下面又分别设有相关小官员。这就是西汉中央政权的基本格局。三公最高，丞相负责国家政务，民事等项；御史大夫是副丞相，负责监察等事务，大司马管理军事。丞相虽然官高位重，但是大司马往往由内戚担任，与皇帝异常亲近，权力也就越来越大。在汉高祖至汉景帝时代，直到武帝之初，丞相的权力还不小，有时会跟皇帝的意见不能完全一致。这一点使得汉武帝很恼火。武帝连杀数个丞相，吓得无人再敢担任丞相。汉武帝为了彻底闲置丞相的权力，又重用内戚，让他们担任为大司马、大将军、卫将军、骠骑将军之类，还兼领尚书事。大司马的权力越来越大，在武帝晚期，就已经有凌驾于丞相之上的势头了。武帝之后，大司马这个官职并不常置，但是到了西汉晚年，大司马已经和大司徒（丞相）、大司空（御史大夫）一样，成为西汉帝国最重要的职位之一。
据《资治通鉴》卷32所载：
莽既拔出同列，继四父而辅政，欲令名誉过前人，遂克己不倦。聘诸贤良以为掾、史，赏赐、邑钱悉以享士，愈为俭约。母病，公卿列侯遣夫人问疾，莽妻迎之，衣不曳地，布蔽膝，见之者以为僮使，问知其夫人，皆惊。其饰名如此。
王莽当了辅政的大司马之后，更加努力克服自己的私欲，生活愈加俭朴。同时也更加礼贤下士，尊重读书人。一次母亲生病，很多朝廷官员都派夫人前来探视，王莽的夫人出门迎接客人，穿着很简单，连长裙都没有，甚至连小腿都还露在外面。官员们起初还以为是他家雇佣的仆人，一问才知道是王莽的夫人，一时间都惊叹不已。
王莽的谦恭真的是“装”出来的吗？
这段文字中有两句话很值得推敲，一句在前面：“欲令名誉过前人，遂克己不倦。”一句在后面：“其饰名如此。”前一句是说，王莽想让自己的名誉超过前人，所以才“克己不倦”。也就是说，他的努力克己，不是为了个人内在修养的真正提高，而是为了做给别人看。这样的人，在中国历史上并不少见，但都坚持不了很久。因为“克己”是一件很辛苦的事情，不是随便什么人都能做到，也不是一般人所能坚持住的。要不孔老夫子怎么会说“回也其心三月不违仁，余则日月至焉而已矣”呢？连孔门中的优秀弟子们，除了颜回以外，“克己复礼”也只是或偶才能表现不错一次而已，何况普通人？但是王莽与这些人不同，王莽是真在克己。正是由于王莽辛苦、持久的坚忍“克己”，天下才把仁德的美名送给他。真正算是实至名归，“天下归仁焉”了。
后面那句话似乎不用解释，就是说，像王莽的妻子穿着质朴，被误以为是仆人之类的事情，都是王莽故意做给别人看的。虽然《汉书•王莽传》中原本没有这句话，是司马光等选编时后加进去的，但是《汉书》的作者，以及后世的史家，基本都是这样看待王莽的。
王莽从来就是如此。而面对王莽的节俭和自我约束，后来的史家们没有办法表达，于是就不得不说：“其饰名若此。”就是说，为了获得美名，王莽连同家人都十分辛苦，故意找苦头吃，从来不去享受。
这句话语虽然也是用来糟蹋王莽的，但却不小心露出了“王莽一向如此清苦”的真正事实，绝不是一时间装作如此的样子。
王莽的“装”，与一般人的“装”不一样，一般人只是“装”一下，或者只能“装”一会儿，王莽却一直就这么“装”着，辛辛苦苦地“装”了一辈子。
丑化王莽的连环画（资料图）
讲到这里，不由得使我想起毛主席的伟大教导：“一个人做点好事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事，不做坏事，一贯的有益于广大群众，一贯的有益于青年，一贯的有益于革命，艰苦奋斗几十年如一日，这才是最难、最难的呵！”
王莽同志，就是一辈子做好事，除去“篡夺”了汉朝的江山以外，一件坏事都没做过，而且“艰苦奋斗，几十年如一日”，整整做了一辈子。完全符合毛主席的伟大教导，“克己”之苦，就连孔门大弟子颜回，都早已望尘莫及了。
有关于王莽的所有事情，历史上几乎都有两种说法：一是说他好，清廉、礼贤下士、生活俭朴、同情天下苍生。一种是说他的全部行为，只是为了篡夺汉室的江山“装”出来的，是阴谋诡计，而不是出于真心。
前一种说法声音特别微弱，而且多半最后又归于后一种说法。而后一种说法，差不多是众口一词。其实这完全是因为评价者根本就是站在刘氏的立场上，替刘氏说话。在这种家天下观念深入人心的大势之下，王莽永远只是个耍尽手段，试图篡夺别人江山的阴谋家，是地地道道的窃国大盗。
王莽新朝政权版图（资料图）
我们不必站在世俗的立场上为刘氏辩护，也不必站在混淆不清的立场上说：“天下为什么非得是刘氏的，别人就不能当皇帝吗？”这个观点看似超越凡俗，其实依然很低俗。为什么？不要光看天下是谁的，要跳出这个怪圈，天下为什么非得是谁的？天下是天下人的天下，我们要根据中国历史的发展目标，从其实际的运行中，找出中国人曾经为了实现“贤者为天下人掌握天下”的立场来看待问题，这样才能看到中国人为了实现美好的政治理想所曾做过的艰辛努力。
中国虽然在历史上一向实行专制主义，但是中国人的心里并不希望如此，他们做过各种各样的努力，虽然所有的努力都失败了，最后还是专制，而且愈演愈烈。但是，我们依然要努力从历史中，找到曾经阻止或改变这种状况的努力。这样，我们才能在历史的进程中，发现新的契机，历史对于我们的未来，也才更有实在的意义。同时，我们还要对这种努力失败的原因，进行既尽量符合实际，同时又具有有效性的分析。这样对待曾经的历史，后世的改变才有希望。如此，过去的历史，就不再是一堆曾经使用过的废弃建筑材料，才能对中国的社会发展，发挥有效的参考作用。这样，我们也就不会把曾经的历史，仅仅作为谈资，来“丰富”和“活跃”一下我们的生活，调动一下我们的情绪，缓解一下现代人们生活的沉闷不堪和无聊寡淡。
汉家天子的明患隐忧：犯强汉的不一定在远方
汉代乘秦末之乱，以武力得天下，而功臣势力很大。刘邦想要建立牢固的家天下，秦朝短命的教训就在眼前，尽管秦有各种灭亡的理由，但是最终解决问题的还是武力。所以，刘邦对手握重兵、身居高位的武将们，心里非常害怕。汉初屠戮功臣，虽然手段过于残酷，但是，为了实现家天下的长治久安，他一定会采取措施，不可能任由武将势力的继续存在。解决了武将的问题之后，接下来汉家天子们就要解决丞相的权力问题了。
同学们可能要问，丞相不是帮助皇室清理武将吗？比如萧何跟吕后合谋诱杀韩信。他们是有功之臣，帮助君主消除武将的威胁，为什么又要解决他们呢？
请大家不要太天真，借助任何力量解除暂时的危险，目的都在于牢牢把持统治权。谁，或者不管是哪种力量，只要造成了对统治权的威胁，都是统治者绝对不会允许的。借助一种势力，去打压另外一种的势力。然后再回头借助别的势力，来打压这股新兴的势力，这是家天下的帝王们惯用的伎俩。尽管这种伎俩并不高超，但在历史上却是屡试不爽。
汉代实际上需要面对的所谓“威胁”自己的势力很多，就大的方面来看，大约主要可以分成七种，第一种就是武将功臣；第二种是分封的诸侯王。第三是丞相。还有第四，就是清流知识分子——号称名士的知识精英们；第五是私铸钱币的商人；第六是社会中的游侠们；第七是造反的农民。
汉代长安图（资料图）
如果把汉代统治者的国家比喻为一个池塘，那么武将就是塘中的鳄鱼，所以他们必须首先除掉武将，而且不能让他们有再生的机会。诸侯王是他们自己身上的虱子，天天咬得他们很痒。诸侯王的势力，在景帝时代借助忠臣们如晁错等的建议，削藩不成，动用武力镇压下去了。丞相则是行走在塘边的虎豹，丞相虽然原本是皇帝的亲信，但是渐渐的，因为有很多事情的处理方法，不能全都顺着皇帝的意愿，得顺着事情本身的内在逻辑去办。皇帝的感觉不一样，他觉得这是对自己至高无上权力的挑战。既然把宰相们都当成外人来看待，就得任用自己家里的人，考虑到汉景帝时代诸王造反朝廷，于是就改任外戚——皇后、太后家族的势力，让他们担任大司马、大将军，把持军权，结果政权又落入了外戚手中。汉朝廷把这些外戚亲信，称为内廷；把宰相为首的政府机构中的官员群体，称为外廷。汉朝统治者，习惯于用外戚——内廷的力量，剥夺丞相等的外廷的实际权力。这样，就暂时解决了宰相权力的问题。
而清流知识分子，则被当成池塘边上的马蜂。他们叫来叫去，这不好，那不对，搅得皇帝和内廷中人心烦意乱。所以，这些名士一定要遭受打击，直至作为一种社会势力在整体上不复存在为止。否则，汉代的统治者不会放心。
至于私铸钱币的商人，虽然他们对于社会经济的破坏力不小，但最多只被汉朝廷当成偷食粮食的老鼠。除鼠的重要性，远远没有除去前四者的重要性更为紧要。
王莽时期发行的货币（资料图）
从汉朝建立之初，一直到汉武帝的时代，社会游侠的力量也不小，这是自战国以来就存在的社会力量。他们可能就是墨家的信徒，至少其中很多人应该是。在“焚书坑儒”的同时，秦王朝把墨家当成黑社会团伙打掉了之后，只剩下这些先秦时代就有的散兵游勇。这些人中，有敢于与官府作对，替苍生打抱不平的人；也真有欺压良善的地方黑势力。他们都对社会的稳定，构成了一定的威胁。
所以，汉代统治者要处理这个问题。这些人原本是池塘中的狗鱼和嘎鱼（北方叫嘎鱼，湖南叫黄鸭叫），刘汉王朝使用酷吏来治理这些人，而酷吏中的很多人，原本就也有游侠的特征，这叫以暴治暴。结果肯定是酷吏胜利，因为他背后有强大的国家政权。但是有些酷吏经常与游侠勾结起来，共同作恶。于是游侠有时又充当了统治者的辅翼。作为政府的辅助力量，游侠，有时可能比国家政令对于老百姓更有威慑力。比如政府为了修建新的设施，需要老百姓把居住地让出来，迁到别处去。直接由政府官员出面，老百姓可能会讨价还价，政府不愿意老百姓跟自己讨价还价，于是就动用黑社会——游侠的力量。这些家伙一来，二话不说，动手就向外扔东西，直接拆毁房屋，老百姓害怕挨打被杀，敢怒不敢言，就都乖乖地搬走了。
最后威胁皇权的一种社会势力，就是造反的农民等。这是行走在池塘附近的熊或者豺，他们要抢食池塘里的鱼，甚至要夺取池塘的主导权，成为替代汉朝统治者的新一任池塘承包人。在整个汉代，包括西、东汉，虽然他们几度造成了侵夺之势，但是终究没有成功。因为他们比汉代的统治者，更加缺乏对池塘管理的通体设想，而且他们之间，也经常因为由谁来承包池塘发生内讧，比如绿林和赤眉等。当然，我只是跟大家略微说明汉代统治者面临的各种重大社会问题。现在我们再回过头来，看看汉代统治者，如何限制和剥夺丞相权力的。
汉朝的丞相不好当：有人哭着被迫上任
刘邦将萧何下狱，就是剥夺相权的开始。但因时机还不成熟，所以只能吓唬吓唬就作罢了。不过这一吓，确实让丞相们懂得了皇帝的厉害，知道了自己最多不过是人家花钱雇佣的管家，而不是政权的主人。
丞相从高祖时代就因位隆权重而遭受嫉妒和痛恨，不过因为那时汉代统治者，还没有想出能够解决问题的办法，所以直至武帝之初，丞相的权力和影响力依然很大。
汉惠帝时的曹参，不理政务，惠帝也没有办法。文帝时的丞相申徒嘉，几乎把文帝的宠幸邓通杀掉，文帝也无可奈何。景帝时改立太子，丞相周亚夫坚持力争，虽然没有成功，但是他的这份勇气，并不主要来自于自身勇敢的性格，而是表明丞相的权力是很大的。虽然不足以与皇帝分庭抗礼，但是皇帝也不能无视丞相的存在而任意妄为。直到武帝之初，这种情况还是没有根本改变。丞相田蚡曾经荐举很多官吏，以至于汉武帝竟然说：“君除吏已尽未？吾亦欲除吏。”元朔五年，也就是公元前124年，汉武帝任用唯唯诺诺的公孙弘当丞相，公孙弘只听汉武帝的：“弘每朝请会议，开陈其端，使人主自择，不肯面折廷争。于是上大悦之。”于是丞相的作用变得越来越小。
丞相的权力，是不是跟作为丞相的个人性格有关系呢？肯定有，但那只是细枝末节的问题。在一个健全的政体里，丞相的权限必须有明确的法令上的规定，这样，他的权力才不会随便被剥夺。你可以撤丞相、换丞相，但是不能剥夺丞相应有的权力。但是天下既然是皇帝的，他就不会给你任何法定的不可侵犯的权力。皇帝可以随意变更人选，更可以随便剥夺任何“他的官员”应有的权力。这是专制时代丞相的悲哀，这种悲哀如果仅仅限于丞相本身，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但是关键是连丞相应有的权力都不能得以保障，整个国家政治机构就没有任何稳定性可言。
有一句成语叫做“前人栽树，后人乘凉”，但是中国历代的政治，因为强调君权至上，因为把天下看成是自己家的，所以他栽的树，他设的职位，就只是为他自己家人的，砍树更是为了自己的家人。任何一个家庭，都不会把自己的家庭财产，无偿地留给另一个不是本家的他姓。所以，每一个王朝在建国之初，一切都要重新开始，而每一个王朝在行将灭亡的时候，又都要拼命败坏，把一切社会资源和财富毁坏干净以后，才最终走进坟墓。要是稍有剩余，也要带走殉葬。这是中国历代王朝最自私、最无耻、最没有责任感的表现。
当一个王朝被推翻以后，一切都要重新开始，从前的一切就会在瞬间化为乌有。社会就要重新复原，仿佛从前没有经历过任何建设一样，这才是中国数千年历史的最大悲剧。
所以，中国历史上没有一个统一的王朝，哪怕是割据政权，在原则上是正义的或者人道的，更不要说有民族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了。它们毫无例外的都是中国社会的蛀虫，都是中华民族的盗逆。虽然它们为了维护它们自己的统治，也采取了一些抓捕小盗贼的措施，但实际上它们自己就是大盗贼。正如庄子所说：“窃钩者诛，窃国者王侯”。偷个钱包甚至纽扣，都会被当成盗贼抓捕起来，偷了国家政权的，反倒都堂而皇之的成了王侯将相。这就是中国古代历史的常态。
为了真正削夺丞相的权力，单靠把一两个公孙弘这样的怯懦者推上去是不够的，必须采取有效的措施，在这一点上，统治者还是蛮上心的。汉武帝的办法，就是一方面不断加强对于丞相本身的打击力度，另一方面又不断的频繁更换丞相。
在汉武帝这位“雄才大略”的强势君主身边，真真是“伴君如伴虎”
公元前121年3月，丞相公孙弘死，武帝任命李蔡为丞相，仅仅三年后，公元前118年3月，当莫须有的罪名，被强加在李蔡头上时，李蔡忍受不住，“畏罪自杀”了。
同年4月，汉武帝又任命庄清翟为丞相。只用了两年半的时间，汉武帝故伎重演，庄清翟“畏罪自杀”于狱中。
公元前115年2月，汉武帝再任命赵周为丞相。到了公元前112年秋，赵周同样“畏罪自杀”于狱中。
赵周自杀以后，石庆又被汉武帝用为丞相。公元前103年，石庆死，武帝准备用公孙贺为丞相。公孙贺因为看到前面几个丞相的下场，不肯接受，叩头痛哭不肯担任丞相。汉武帝不予理睬，转身走掉。公孙贺说：“这下我彻底完蛋了。”高喊着如果想杀我，直接下手就行了，干嘛非要让我当宰相，然后再制造罪名杀我呢！尽管公孙贺谨小慎微，终于没有逃过劫难。公元前97年，也就是汉武帝征和二年正月，公孙贺不仅被杀了，而且还诛灭了族人。
在严厉打击丞相的同时，汉武帝又从贤良文学和上书言事的人当中，挑选一些听话的，授予官职，随从左右，并参与国家大政方针的制定，用来分割丞相的权力。汉武帝临终之前，又任命外戚霍光为大司马、大将军。武帝死了以后，霍光又兼领尚书事，丞相手中实际上已经没有多少权力了。汉武帝利用外戚来削弱丞相的权力，实际上早就开始了。霍光的哥哥霍去病，还有大将军卫青都是外戚。卫青是卫皇后的弟弟，霍去病是卫皇后的姐姐的儿子。武帝在利用外戚的同时，还使用了宦官。这一点后来发展的愈演愈烈，直至汉代最终灭亡在这些人的手中为止。
与王莽同样是外戚、权臣的霍光虽未篡位，但也曾行废立之事，却被史家称颂为像伊尹一样的贤臣。不过，霍光死后，其家族也因“谋逆”而遭族灭。
汉代的丞相是外朝官，而大将军、大司马是内朝官，也叫中朝官，是皇帝身边的近臣。皇帝利用中朝官削夺丞相的权力，制造出了皇帝身边的内朝力量，并使之凌驾于以丞相为首长的政务系统——被称为外朝之上，真正把国家当成了自己的家天下。这一点比秦始皇还严重，因为秦始皇虽然想着子子孙孙、世世代代永远当皇帝，但是他还没有来得及思考如何有效限制丞相的权力等问题。所以，在秦始皇的时代，丞相的权力依然很大，很多重要决策，都是丞相李斯做出的。
为了说清王莽“篡汉”的历史，我把汉代对于丞相权力进行限制的过程，简单给大家作了一个回顾。不然的话，大家就不会明白，王莽只是大司马，又不是丞相，他哪来那么大的权力？在王莽担任大司马的时代里，丞相的权力，差不多已被皇帝剥夺得精光净尽。因为皇帝私下里作了手脚，利用外戚担任大司马之类，汉武帝以后的汉代丞相，实际已经被扒光了衣服，成为事实上的“裸奔”者。大臣们既不敢与宰相合作，更不敢和宰相一起担待责任。大家都只能任由朝廷在此种恶劣的情况下，一天天腐坏下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