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位于甘肃最西端，处在甘、青、新三省（区）交界处；山西则居于华北平原西部，依傍黄河之东，雄踞太行之西。在漫长的中国历史进程中，敦煌是通往西域和中亚的关键交通枢纽，被赞誉为“华戎所交一都会”，自汉武帝“列四郡、据两关”起，历经了2100多年的岁月洗礼。山西更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发祥地，宛如一座宝库，珍存着整整5000年中华文明最为完整的记忆，享有“中国古代博物馆”的盛誉。
两地在地域上相距千里，然而，当我们细细探寻，无论是在那神秘莫测的莫高窟壁画里，还是在那些历经岁月沉淀、散落在时光角落的简牍中，都能清晰地看到，敦煌和山西之间竟然有着长达2000年之久既真实又厚重的人文交流史。这宛如一条隐秘的文化纽带，跨越千山万水，将两地紧紧相连，在历史长河中相互辉映，共同演绎着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与源远流长。
大槐树下的移民
“问我祖先来何处？山西洪洞大槐树。祖先故居叫什么？大槐树下老鹳窝。”这是敦煌许多家庭流传的一首民谣，说的是先祖来自山西洪洞县大槐树。
大槐树移民，是中国历史上有组织、有计划，规模最大的移民，是发生在洪武三年（公元1370年）至永乐十五年（公元1417年）的移民事件。明朝初建之时，历经几十年灾荒战争，民生凋敝，各地出现人烟断绝的惨状。而当时的山西，由于地理因素，远离战乱，风调雨顺，人丁兴盛。面对百废待兴的局面，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认为迅速发展农业才是立国之本，人力是发展的重中之重。为了解决人口问题，移民就成了明朝初期重要的国策，山西成为移民的重点。按“四家之口留一、六家之口留二、八家之口留三”的比例迁移，先后数次从山西向中原及其他省份移民近百万人，也包括当时的陕甘。
相对可信的说法是：按照朝廷规定的路径，山西移民必须经过洪洞县统一登记分配。据民国六年（公元1917年）《洪洞县志》记载，明朝政府在洪洞县城北广济寺设立移民机构，大槐树在广济寺旁边，山西民众聚集在大槐树下，等待发放凭证和补偿金，领取“凭照川资”，迁移各地。他们启程之时，一步一回头，直到大槐树和树上的老鹳窝在视野中渐渐消失，于是就有了开头的歌谣。
近现代的敦煌人，绝大部分都是清朝雍正五年后从当时甘肃60个州县厅卫移民而来，其中黄河以东占多数。他们来敦煌时，带来了祖传的歌谣。至今，大部分敦煌人骨子里认为自己的根和魂在山西大槐树，两地有着剪不断的联系。
骠骑将军霍去病
翻开中国古代军事史，可谓将星闪耀，英雄辈出。但最为璀璨的将星非西汉冠军侯霍去病莫属。
霍去病（公元前140年—公元前117年），汉代河东郡平阳县人，今山西省临汾市尧都区，西汉名将、军事家。他17岁参加了汉朝对匈奴河南之战、河西之战、漠北之战。凭借超高的军事天赋，一战封侯。特别是他21岁时在漠北之战中创造的“封狼居胥，禅于姑衍，登临瀚海”被中国历代军人视作最高荣誉和典范。
与敦煌有关的是河西之战。
元狩二年（公元前121年），为开通西域，解除匈奴对长安西北方的威胁。汉武帝派霍去病于当年春、夏两次出击盘踞在河西的匈奴，两次大获全胜。司马迁在《史记·大宛列传》《匈奴列传》《卫将军骠骑列传》中多次立体、系统地记录了河西战役。其中，《匈奴列传》记载最为简洁传神：
其明年春，汉使骠骑将军去病将万骑出陇西，过焉支山千馀里，击匈奴，得胡首虏万八千馀级，破得休屠王祭天金人。其夏，骠骑将军复与合骑侯数万骑出陇西、北地二千里，击匈奴。过居延，攻祁连山，得胡首虏三万馀人，裨小王以下七十馀人。
河西战役的结果是：
其明年，浑邪王率其民降汉，而金城、河西西并南山至盐泽空无匈奴。
河即黄河，南山即终南山，盐泽即现罗布泊。河西之战后，中原通往西域的丝绸之路彻底打通，河西走廊真正纳入汉朝版图，同时也为“列四郡、据两关”奠定了基础，实现了汉武帝“开玉门，通西域”的战略目的。
常惠出使西域过敦煌
常惠，山西太原人，西汉杰出的外交家、军事家。常惠少时应募随苏武使匈奴，被拘十余年，昭帝时还，拜为光禄大夫。常惠于汉宣帝本始三年（公元前71年），以汉校尉职务，持节协助指挥乌孙军队大败匈奴，封为长罗侯。常惠历事三朝，六出西域，指挥乌孙军队北击匈奴，惩处龟兹，平定乌孙内乱，为西域稳定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史学家班固对常惠在《汉书·西域传》《傅常郑甘陈段传》《匈奴传》中不吝笔墨，饱蘸深情，记录了他在西域的丰功伟绩，盛赞其“明习外国事，勤劳数有功”。北宋政治家、大史学家司马光在《资治通鉴·汉记》中再次收录了常惠的事迹。班固在《汉书·西域传》中写了常惠路过敦煌的故事：
使长罗侯光禄大夫惠为副，凡持节者四人，送少主至敦煌。未出塞，闻乌孙昆弥翁归靡死，乌孙贵人共从本约，立岑陬子泥靡代为昆弥，号狂王。惠上书：“愿留少主敦煌，惠驰至乌孙责让不立元贵靡为昆靡，还迎少主。”
这段资料记录的是汉朝和乌孙国继细君公主、解忧公主后的第三次和亲事件，在该事件中，常惠路过敦煌。
元康二年（公元前64年），乌孙王翁归靡通过常惠上书汉宣帝，乌孙国要立解忧公主之子元贵靡为王位继承人。同时，希望元贵靡再娶一位汉朝公主，乌孙国和汉朝就是亲上加亲，愿以乌孙马、骡各千匹为聘礼。汉宣帝选解忧公主的侄女刘相夫为公主，配置各类官方服务人员百余名，住在上林苑，学习乌孙语言。之后，命常惠为副手负责送亲。当常惠送相夫公主到敦煌还没有出玉门关，从乌孙传回消息，乌孙国王翁归靡病死，乌孙贵人按原先约定，立解忧公主第一任丈夫岑陬与匈奴妻子生的儿子泥靡为昆弥，号狂王。常惠即上书要把相夫公主留在敦煌，他自去乌孙国责问为什么不立元贵靡为昆弥，再回来迎接公主。
这是历史典籍中常惠路过敦煌的明确记载。
1907年3月，英籍匈牙利人斯坦因在玉门关小方盘城东北4.5公里的宜秋燧采掘到一枚汉简，是宜秋燧为长罗候常惠下属廪给畜食记录：
出茭一钧七斤半斤以食长罗候垒尉史橐他一匹三月丁未发 至煎都行道食率三食十二斤半斤
简文中的茭，干草。钧，1钧30斤。橐他，骆驼。骆驼的干草供给标准是每顿12.5斤，三顿是1钧又7.5斤。长罗候即常惠，常惠于汉宣帝本始三年（公元前71年），以汉校尉持节协助指挥乌孙军队大败匈奴，被封为长罗侯。垒尉史官，下级军官名，相当于卫队长。
这枚汉简虽然是草料出库登记，还可以读出两层信息：一是长罗候常惠过玉门关出使西域；二是为保障丝路畅通，沿途不但保证使者人员食物、水等所需物资供应。骆驼、马等也能得到草料的保障供应。
1990年，在敦煌悬泉置遗址出土的《悬泉置元康五年正月过长罗侯费用簿》简册，记载了元康五年（公元前61年）常惠出使乌孙时，悬泉置接待其使团一行人食材和人员清单。简册由18枚木简组成，每简长23厘米，宽0.8厘米。简文记载了悬泉置为接待长罗侯常惠一行384人，置办牛、羊、鸡、鱼、豉、粟、米等各种食材，极为丰盛。
从简册记载时间和人员上看，《悬泉置元康五年正月过长罗侯费用簿》应在常惠送相夫公主前往乌孙和亲的时间段，悬泉置接待了送亲团队。历史典籍的记录和玉门关、悬泉置出土文物互相印证，高度契合。
三晋子弟戍守塞上
在玉门关出土的3000多枚汉简中，据初步统计，戍卒名籍簿有106枚，相当于2000年前戍卒档案或花名册。其中14枚明确记载有来自上党、襄陵、绮氏、闻喜、皮氏、壶关、北屈、汾阴等地的戍卒，千里迢迢来玉门关边塞戍守。汉简记载了他们的姓名，所属县、里，职务，年龄和武器装备、身体状况等。本文遴选二组8枚汉简释读。
【原简】第一组：
1.戍卒 河东郡汾阴高氾里 张贤 三石具弓 1636
2.戍卒 河东郡皮氏长子里 赵乐世 四石具弩 1663
3.戍卒 河东北屈东邑里张奉上
皂布袍一领 出 缇行 破一 出
白练裘袭一领 出 尚韦二两 一出 □一
皂布单衣一领 出 狗皮袜二两 一出
皂布绔一双 出 1686
4.临泽燧卒河东襄陵平望里马长居 260
5.□东闻喜利里 魏延年 848
6.戍卒 河东绮氏平泽里张禁 Ⅱ98DYT1:25
第一组汉简记录的是来自河东郡戍卒名籍，其中简5缺第一个字，根据简文判断缺“河”字。《汉书·地理志》：“河东郡，秦置”即今山西省运城市、临汾市一带。
简1至简6有汾阴、皮氏、北屈、襄陵、闻喜、绮氏五个县名。简1中的汾阴，汉代县名，故遗址在万荣县西南荣河镇庙前村。简2中的皮氏，汉代县名，故遗址在河津市阳村乡太阳村东南，原村口牌坊上书“古皮氏城”。简3中的北屈，汉代县名，故址在今临汾市吉县北麦城村。简4中的临泽燧，玉门关烽燧名。襄陵，汉代县名，故址在临汾市襄汾县西北。
简5中的闻喜，即现闻喜县。《汉书·地理志》：“闻喜，故曲沃。晋武公自晋阳徙此。武帝元鼎六年行过，更名。”闻喜古称左邑县桐乡，至今已有2000多年的历史。汉武帝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武帝在从河东郡前往缑氏的途中，行至左邑县桐乡时，忽报闻汉军大破南越国的喜讯，他当即指示划出左邑县部分区域设置闻喜县，以纪念闻听喜讯的地方。
简6中的绮氏，汉代县名，故址在运城市临绮县牛杜镇铁匠营村。高氾里、长子里、东邑里、平望里、利里、平泽里是汉代最基层的自治组织，相当现在的村。这些村名早已消失在历史长河中，或许在当地都未能流传下来，却在千里之外的玉门关留下了痕迹。
简1、简2中的三石、四石具弩是戍卒装备的远射武器。简3是名籍和戍卒物品登记清单，有皂布袍、缇行、白练裘袭、尚韦、皂布单衣、狗皮袜、皂布绔等7种汉代服饰鞋袜。皂，黑色。袍，直腰身、过膝的外衣。缇行，汉代官马制度中有“缇行胜”的专业术语，意为表现出色的官马。“缇行”在此推测是骑马装备，具体形制无考。白练，白绢。裘袭，衣襟在左边的衣服。《释名》：“袭，匝也。以衣周匝覆之也。”指衣上加衣。裘袭即动物皮毛做的袭。尚韦，尚，通“鞝”；韦，熟皮，即皮鞋。“两”在这里是量词，反映了汉字职能的扩展和减缩过程。
张贤、赵乐世、马长居、魏延年、张禁是戍守玉门关的戍卒姓名。
【原简】第二组：
7.上党郡五凤四年戍卒壶关修成里阎备 1067
8.戍卒 上党郡屯留畼石里 公乘 赵柱 年廿四 庸同县閟里 公乘 路通 年卅三 有劾 2077
第二组简是来自上党郡的戍卒名籍。上党，汉代郡名。《汉书·地理志》：“上党郡，秦置，属并州。有上党关、壶口关、石研关，天井关。”五凤是汉宣帝刘询的第五个年号。五凤四年，即公元前54年。壶关，汉代上党郡下辖县，现长治市壶关县。修成里，壶关县下辖最基层自治单位，相当于村。阎备，戍卒名。
简8的屯留是汉代上党郡下辖县，现长治市屯留区。畼石里，是屯留县下辖最基层自治单位，相当于村。屯留区的历史可追溯到西汉，有“古韩要地”“三晋通衢”的称号。“卞和获璧”的历史典故是屯留的文化积淀。公乘，汉代爵位名称。《汉书·百官公卿表》：“爵：一级曰公士，二上造，三簪袅，四不更，五大夫，六官大夫，七公大夫，八公乘……”是汉代二十级军功爵制的第八个。赵柱，戍卒名。庸，雇工、雇佣，有“取庸代戍”的含义。庸同，汉代同一县的人才允许“取庸代戍”。閟里，屯留县下辖最基层自治单位，相当于村。路通，戍卒名。有劾，劾的含义与审理、判决相关，汉代法律文献中的“劾状”“劾验”指的是弹劾、揭发、审验罪过的文书。有劾，是有案在身。简文意思是：上党郡屯留县畼石里二十四岁的公乘赵柱，代替屯留县閟里三十二岁，有案在身的公乘路通在玉门关服役。
这些山西籍戍卒，在故乡没有留下记录，他们的名字却永远留在了敦煌。正是这些普通人的默默付出，维护了边境安全，保障了丝路畅通及中原与西域的交流。
唱响敦煌的山西诗人
描绘边塞风光、风土人情，反映戍边将士军旅生活的诗歌作品，被称为边塞诗。边塞诗源自先秦，盛唐时达到顶峰。唐代诗人几乎都写过边塞诗。唐诗中的边塞诗，不仅数量多，而且内容丰富、艺术娴熟，名家辈出、名作纷呈。玉门关、阳关是最能引起诗情诗兴的地方，一直是中国历代知识分子的精神家园，也是他们心中的诗和远方。
王之涣（公元688年—公元742年），盛唐诗人，字季淩，祖籍并州晋阳，今山西太原。王之涣与岑参、高适、王昌龄并称为唐代“四大边塞诗人”。他写的边塞诗大气磅礴、意境开阔、韵调优美、广为传诵。特别是《凉州词》“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是流传千古的佳句。
王维（？—公元761年），盛唐诗人，山西才子，字摩诘，号“摩诘居士”，河东蒲州人，今山西运城市永济市。唐朝诗人、画家。王维的诗有“诗中有画”的美学追求和情景交融的意境创造、清新洗练的语言表达，魅力独特。他一生留下了许多脍炙人口的诗篇。特别是《送元二使安西》“渭城朝雨浥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被誉为送别诗的压卷之作。元二是王维的好友，此次出使安西，今新疆库车附近。王维在渭城，今陕西咸阳，与其送别时写下此诗。
1000多年前，唐朝两位山西籍诗人让玉门关、阳关声名远扬，许多人就是读这两首诗知道玉门关和阳关的。
莫高窟壁画五台山图
敦煌莫高窟与山西五台山在1000多年前就有着不解之缘。
莫高窟61窟建于五代晚期，是河西归义军节度使曹元忠及夫人开凿的功德窟，又称“文殊堂”，主要为供奉文殊菩萨而修。该窟的亮点是西壁的巨幅五台山图，是敦煌壁画中规模最大的山水人物图，全景式历史地图。五台山图长13.6米，高3.5米，画中详细描绘了东起河北正定，西至山西太原，方圆五百里的山川地形及社会风情。再现了五代时期五台山佛国圣境的宗教氛围和世俗风情。图中山峦起伏，东、北、中、西、南五台并峙，各有一山环抱，山川道路交错纵横，城池村镇星罗棋布。其中还穿插了各种佛教感应故事、圣迹、瑞像、仙人赴会、高僧说法、信徒巡礼及商贾、行旅等人物活动，栩栩如生。图所描绘的驮运、铡草、推磨、舂米、担挑行路和迎来送往的人物等，真实反映了当时社会生产活动和人民生活的图景。图中出现城郭、寺庙、亭阁、楼台、塔堡、草庐、店铺等各种历史建筑199处，桥梁13座，菩萨画像20身，僧俗人物428位，乘骑驼马60多匹。1937年6月，梁思成、林徽因夫妇和中国营造学社的另两位学者莫宗江、纪玉堂，正是凭借《五台山图》发现的线索去往五台山，找到了寂静深山之中的佛光寺。
敦煌距五台山千里之遥，莫高窟怎么会有五台山的地图呢？这是因为文殊菩萨在佛教中是智慧的化身，道场就在山西五台山，自北魏起，就是佛教徒心中的圣地。在唐代，不断有印度、西域等地的僧侣前往五台山朝拜。
从敦煌遗书于阗国王亲礼五台山圣迹的记载来看，当时沙州地区有不少僧人也随入朝使的行列到过五台山。他们回到敦煌后，以极大的热情叙述、讲唱和描绘他们眼中的五台山，留下了这幅形象的历史地图。可见从汉至唐，敦煌和山西的人文交流一直没有中断。
民国时期的好县长
民国《重修敦煌县志》撰写于1941年至1943年间。从民国元年至22年，26任县长中只有4人有传，其中两人就来自山西，他们是第16任、18任县长朱恩荣和第19任县长赵晋芬。
朱恩荣，山西绮氏县，今临绮县人。民国十五年（公元1926年）3月至民国十七年（公元1928年）3月任敦煌县长。继任县长上任6天后，因公务繁忙压力大自杀。当年4月，敦煌士绅百姓复请肃州行政长，调朱恩荣复任，至民国十八年4月。朱县长先后在任三年，修党河大桥、抓教育、抓水利，修订敦煌《十渠水利规则》四十条，抓官员廉洁奉公、抓社会治安，能文能武，善政累累，至今传诵。
朱恩荣县长修订的《十渠水利规则》被收录在历届《敦煌县（市）志》中。至今，敦煌四季八节浇灌轮次等水利管理办法仍然遵循朱县长修订的规则。
重修党河大桥是朱县长在敦煌从政期间留下的浓墨重彩的一笔。
民国十六年（公元1927年）7月，山雨暴发，河水猛涨，党河大桥被洪水冲毁。桥冲毁后，朱县长反应迅速，亲临现场察看灾情，查找毁桥原因，虚心听取意见建议，提出重建措施和施工方法，当年8月即动工建设。施工期间，对桥墩基础做了大的改进，掘河底七八尺，垫漫卵石，然后立柱。柱周围笼罩沙砾石囊，再压上树枝茨草，防止大水冲刷。桥西备退水闸一道，开挖退水沟，以减消水势，减少洪水对桥的冲击。桥东西两端再各建两座牌楼，东西正面题“党桥”，东牌楼题“鳌背同登”，西牌楼题“虹霁乍现”。横桥下居中，木刻水兽一，仰首南望，蜿蜒欲活，是蠕腹之象。重建工程用水款千余元，用工八千余，历时两月，当年10月竣工。
重建工程结束后，士绅百姓联名请光绪廿三年文科举人，从甘肃省高等检察厅辞职的敦煌名人郭璘撰写碑文。郭璘当时已年过六旬，为人耿介，性孤峭，涯岸自高。面对朱恩荣县长的累累善政，老先生由衷敬佩，应众人之邀，欣然提笔，作《重修党桥碑记》，抒发了他对朱县长发自内心的赞美。郭璘在文中深情祈盼：“从此河流顺归，永庆安澜猗欤。”
“勿说一官无用，地方全靠一官”。山西人氏朱恩荣对敦煌百姓怀有深深的情感，践行了在其位、谋其政、尽其责，恤民情、惠民生。“一官来此几经春，不愧苍天不负民。”朱县长也得到了百姓的拥护爱戴。据《重修敦煌县志》记载：“去之日，绅民依依，随车不忍舍，并为制锦署联，以系去思。”
清代还有两位敦煌知县来自山西，他们是第三任知县张敦本，来自临汾浮山县。第十四任知县张志元，来自山西晋城阳城县。民国第二十任县长赵晋芬，山西解梁人，即今运城市永济市。
如今，敦煌与山西的文化交流传统依然赓续。2016年9月20日，山西出土的鎏金童子葡萄纹高足杯亮相首届敦煌文博会。2024年9月20日至22日，第七届文博会上，“晋味”又一次飘往敦煌，山西元素流量涌动。文博会山西文创展区，临汾市组织的12家文化企业13类600余件展品精彩亮相。其中，尧都古陶、平水绣、乡宁紫砂壶、蒲县柳编、霍州年馍等百余件非遗及文创产品入选敦煌文博会“匠心传承、创意绽放——非遗及文创精品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