肩水金关遗址

造纸术是中华民族对人类文明的重大贡献之一。纸是伴随着文字的发明而产生的。纸发明于西汉，此后广泛运用于书写与绘画。汉代作为奠定中国书画材料、用具基本形成的重要历史阶段，纸的发明，不仅为人们的书写带来极大方便，更重要的是，从汉代开始纸在绘画中的应用，促成了绘画技术性的变革。经过数百年的历史积淀，不仅成就了一种新的绘画式样，更成为了人类多元文化中具有东方特性的重要发明之一。

现在所见西汉最早的纸是1986年出土于天水放马滩西汉墓的残纸，称“放马滩纸”，时间在公元前176年至公元前141年。1957年出土于西安灞桥汉代墓葬区的残纸，称“灞桥纸”，时间在公元前140年至公元前87年。据科学测定，这两种纸以麻为主要成分，利用废旧麻絮、绳头、破布等为原料，纸质较粗，色黄，可见创始阶段的造纸技术水平还是比较低的。

从1901年至1990年数十年间，先后在新疆罗布淖尔汉代烽燧遗址、陕西扶风中颜村、甘肃居延肩水金关、甘肃黑河东岸烽燧和屯戍遗址、甘肃敦煌马圈湾遗址、甘肃敦煌悬泉置遗址等十余处遗址中，出土了大量的西汉古纸，均为麻纸。其中，陕西扶风中颜村出土的“中颜纸”、甘肃肩水金关遗址出土的“金关纸”、甘肃敦煌马圈湾遗址出土的“马圈湾纸”、甘肃敦煌悬泉置遗址出土的“悬泉纸”，纸质白或稍黄，质地较好，技术有一定进步。

经过西汉造纸技术的发展，至东汉初期，造纸业已有一定规模。东汉应劭《通风俗通义》载：“光武车驾徙都洛阳，载素、简、纸经凡两千辆。”光武帝为东汉首任皇帝，此素、简、纸经等为西汉朝廷形成的重要书写文书材料和典籍。东汉时光武帝继续重视书写材料的运用，在朝中设置尚书台右丞、守宫令，主要掌管印章及宫内库藏和御用纸、笔、墨。据《后汉书》等史籍记载，东汉和帝时皇后邓绥不好珠玉，唯爱纸墨，禁绝各地贡献珍丽之物，岁时只贡纸墨。朝廷对纸墨的重视，必然引发全社会对纸墨等制造业的探索与发展。

邓太后临朝时，恰值蔡伦为朝综尚方令，主持造纸，使造纸术取得较大发展。据《后汉书·宦官传·蔡伦》载：“（蔡伦）永元九年监作秘剑及诸器械，莫不精工坚密，为后世法。”“自古书契多编以竹简，其用缣帛者谓之为纸，缣贵而简重，并不便于人。伦乃造意用树肤、麻头及敝布、渔网以为纸。元兴元年，奏上之。帝善其能自是，莫不从用焉。故天下咸称蔡侯纸。”用这种工艺制造出来的纸被称之谓“蔡侯纸”。自此以后，纸为天下人共同用之，得以推广。

金塔肩水金关出土的“金关纸”

1972年—1976年，在金塔县肩水金关遗址（EJT1:011）出土一团纸，编号为“金关1号纸”，与该纸一同出土的木简最晚年代是宣帝甘露二年（公元前54年）。此纸经修复展平后，最大一块长21厘米，宽19厘米，色泽白净，薄而匀，一面平整，一面稍起毛，质地细密坚韧，含微量细麻线头。经显微镜观察和化学鉴定，含有大麻纤维。在肩水金关遗址（EJT30:03）出土一团纸，编号为“金关2号纸”，长11.5厘米，宽9厘米，暗黄色，似粗草纸，含麻筋、线头和碎麻布块，质地较为稀松。出土地层属于汉平帝建平以前（公元前3年—公元5年）（《居延汉代遗址的发掘和新出土的简册文物》，载《汉简研究文集》，甘肃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敦煌马圈湾遗址出土的“马圈湾纸”

1979年，在敦煌市马圈湾遗址出土了5件8片纸，出土时均已揉皱。在遗址T12:07出土纸一片，纸呈黄色，粗糙，纤维分布不均，边缘清晰，长32厘米，最宽20厘米，为所有出土麻纸中最大的一片。同时出土的纪年简，最早的为西汉宣帝元康、最晚为甘露年间（公元前65年—公元前50年）。在遗址T10:06、T9:026出土4片纸，与畜粪堆积一起，颜色被污染，呈土粪色，质地较细匀。同出土纪年简多为成、哀、平帝时期（西汉后期）。在T9:025出土的纸呈白色，质地细匀，残边露纤维。在T12:018出土纸两片，呈白色，质地细匀，系于坞内F2上层、烽燧倒塌废土中发现，应为王莽时期（公元9年—23年）遗物（《马圈湾汉代烽燧遗址发掘报告》，载《汉简研究文集》，甘肃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敦煌悬泉置遗址出土的“悬泉纸”

1990年10月至1992年12月，考古人员在发掘敦煌悬泉置遗址中发现了大量古纸，后经整理统计，共出土帛书3件，残纸550余片，纸质文书13件，墙皮题书180余块。其中复原一大块，即出土于F26的《使者和中所督察诏书四时月令五十条》，现存文字共100行，约1293字。悬泉置遗址出土的这些汉代古纸简称“悬泉纸”，时代从西汉武、昭帝开始，经宣、元、成帝至东汉初及魏晋时期，沿用时间较长，并与简牍伴出，对研究纸的发展变化提供了较多的实物资料。纸质主要用麻织物和很细的丝织物制作，用于书写文件、信件及包装物品。用于书写者质细、光滑、较厚；用于包装者则很粗糙。这批古纸展现出我国古代造纸技术从早期的浇纸法逐渐改良为抄纸法，从最初用于物品包装逐渐成为书写材料的发展趋势。

据《敦煌悬泉置遗址1990—1992年田野发掘报告》研究证实：悬泉置遗址共出土麻纸残片550余片。这些麻纸种类繁多，时间序列清晰，用途明显。如此大量麻纸的出现，不仅进一步证实西汉已有较高水平的造纸技术，而且说明纸已经作为新的重要商品，在社会经济生活中广泛使用，并通过丝绸之路源源不断销往西域及西方诸国。

敦煌小方盘城南侧废墟出土的麻纸

1998年，敦煌市博物馆工作人员在小方盘城南侧废墟中发现了麻纸残片，其中一块，有字，褐黄色，遗存的纸四周形状不规则，参差不齐，大似为三角形，面积约10平方厘米，书写29个字，上面字体墨迹清晰，为隶书。从文字的内容分析，似为书信。出土此书信的同一地，还出土了一批木简，其明确纪年的木简有“甘露”“竟宁”“建始”“河平”“阳朔”“鸿嘉”“绥和”等，大多数属于西汉宣帝、元帝、成帝时期。这块麻纸与有纪年的西汉成帝绥和二年（公元前8年）简同出一层。从考古学的角度来判断，这块纸应为西汉麻纸。这一记录比蔡伦造纸早了113年（李岩云《关于西汉的纸的思考》，载《寻根》2006年第6期）。

酒泉周边省区发现出土的古纸

1901年，斯坦因在新疆罗布淖尔发现两片“东汉白色麻纸残片”，其中一片表面保存有隶书两行12字：“书游叩头言□□薛用恩起居平安。”（王国维等《流沙坠简》，中华书局，1999年版）1942年秋，劳榦与石璋如在内蒙古居延查科尔帖烽燧中发掘出“东汉晚期残纸”一片，纸上保存有墨书隶书7行半，40余字，内容为书信残页，原物现存台北历史语言研究所（《敦煌悬泉置遗址1990—1992年田野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2023年版）。

1930年，中瑞西北科学考察团在今内蒙古额济纳河流域开展科学调查和试掘。据《内蒙古额济纳河流域考古报告》记载，在汉代亭障烽燧中掘得汉简一万余枚，在殄北塞（A10）中发现了“47枚有字简和残简”，在木文书中间“发现了一张纸文书，它也许是世间最古老的纸张”“此纸后来遗失了……我已记不清楚纸文书的年代”。后经测试考证，殄北塞出土的汉简大部分属于西汉武帝和昭帝时代（公元前140年—公元前74年）的，这张“纸文书”应该也是属于这一历史时期的（薛英群著《居延汉简通论》，甘肃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

酒泉出土古纸的历史文化价值

酒泉市域及周边地区出土的“金关纸”“马圈湾纸”“悬泉纸”等，改写了东汉永元十七年（公元105年）蔡伦造纸的历史记录，将中国造纸的历史提前到西汉时期，比蔡伦造纸早了200年左右，曾在学术界引起极大争议。其实，早于蔡伦之前，史籍便有纸的记录。据《前汉书·外戚传》载：“元延元年……（籍）武以箧中物书予狱中妇人，武自临饮之，武发箧中有裹药二枚，赫蹄书。”东汉应劭注：“赫蹄，薄小纸也。”元延元年即为公元前12年，比蔡伦造纸的记录早了117年。金塔县金关遗址、敦煌马圈湾遗址、悬泉置遗址、小方盘城遗址等，乃至酒泉周边的内蒙古居延地区等地出土的西汉古纸，都有力地佐证了《前汉书·外戚传》关于纸的最早记录。

酒泉出土的这些西汉古纸，通过解读有关考古资料，可以推知，一方面是随着丝绸之路的畅通与东西方贸易和文化交流，由中原地区输入酒泉乃至西部的。另一方面是前往西部守关戍塞的戍卒们有人掌握了造纸这门技术，将造纸技术传入西部地区，在西部地区开设了造纸作坊，不断探索生产出适应西部地区气候条件的纸，供人们在社会生活中使用。宋苏易简《纸谱》中载：“蜀人以麻，闽人以嫩竹，北人以桑皮，剡溪以藤，海人以苔，浙人以麦面稻秆，吴人以茧，楚人以楮为纸。”在古代金塔居延、敦煌边塞之地，生长着大量的罗布麻、茂盛的芦苇和芨芨草等，就是绝好的造纸原材料，制造出“酒泉纸”是水到渠成的事情。

酒泉出土的古纸，作为书写材料，促进了文化知识的传播和交流，使丝绸之路的信息传递更为便捷。作为重要的历史文献，为研究古代历史、古代造纸工艺技术、文物保护利用、复原古代经济社会生活场景等提供了珍贵的材料。